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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的杰出范例
——写在“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成功之际
刊发日期:2021-07-27 阅读次数: 作者:徐秀丽  语音阅读:

       7月25日,在福州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56项,我们备感喜悦和振奋。宋元泉州是当时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的杰出范例,具有独特的发展智慧和卓越成就,展现了10至14世纪港口经贸的蓬勃发展,对该时期的世界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以及亚洲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宝贵财富。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宋元时期,泉州凭借着悠久的航海传统、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庞大的水陆复合交通运输体系、发达的手工业、杰出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和谐的多元社会族群等因素,在传统的中华农业文明中开辟成梯航万国、舶商云集、多元繁荣的世界大港,成为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的杰出范例,推动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一个经济繁荣、自由开放、文化包容的城市范式。

       承载着宋元泉州整体关键价值特征的22个系列遗产点包括了行政管理机构遗址,由城门、城墙、路网等构成的城市格局关键设施遗迹,多元社群宗教建筑和造像,文化纪念地史迹,城市干道与水系,陶瓷和冶铁生产基地,以及由桥梁、码头、航标塔组成的水陆交通网络。它们所构成的整体完整地体现了宋元泉州高度整合的产、运、销一体化海外贸易体系以及支撑其运行的制度、社群、文化因素所构成的多元社会系统。

从码头出发

       蓝蓝泉州湾的涛声,在石湖码头的沧桑岁月中回荡。巍然耸立的六胜塔,守护着岱屿门航道,迎送着每一次的天际归帆。

       石湖码头位于泉州城东南17公里,由近岸礁石和通济栈桥组成。石湖码头所在的石湖半岛三面临海,西侧为一半月形海湾,形成天然的避风良港。

       “10至14世纪,随着泉州海外交通的兴盛,万寿塔、六胜塔两座航标塔相继兴建,石湖码头的航运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石狮博物馆馆长李国宏介绍道。

       “通过考古研究,桥最下层仍保留了宋代的石质桥基,上部可见后代对桥多次修补的痕迹。桥基周边出土了宋元时期的瓷器残件,主要为磁灶窑的产品。”李国宏说,石湖码头是泉州外港码头的珍稀物证,实证了宋元泉州优良的建港条件。

       位于泉州古城东南的晋江北岸还有一个码头——江口码头,现保存有文兴、美山两处宋元时期的码头及一处宋代古船遗址。江口码头是泉州内港码头遗存,是城郊连接古城的水陆转运节点,它与北部的真武庙共同反映出内港码头的功能构成和使用方式。

       石湖码头与江口码头共同呈现了宋元泉州港的水陆转运系统。

       码头周边民众积极参与海外贸易,形成了重视经商、善于对外沟通与交流的习惯。直到今天,从事航运与外贸依然是石湖及其周边民众重要的生产形态。

       “民众在商贸交往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推动也反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乐善好施、,捐资支持港口与码头建设的反哺行为,。由此产生了对于石湖码头、万寿塔、六胜塔等文化遗产独特的情感寄托。组织‘蚶江镇和谐社会促进会’,制定《文明行为公约》,约定共同保护遗产,,将这些文化遗产视为自己生活中难以割舍的组成部分。组织‘蚶江镇和谐社会促进会’,制定了《文明行为公约》,约定共同保护遗产,自觉规范行为等内容。”,这让一直致力于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李国宏很自豪。

那些桥

       桥,作为架在水上便于通行的建筑物,为宋元时期海上商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建桥技术的好坏,数量的多少,反映了这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

       巨型条石梁板,望柱、扶栏一一排开,从东北到西南,约731米长的洛阳桥,烈日下巍巍矗立。

       洛阳桥位于泉州城东北方向约10公里的洛阳江入海口处,原称万安桥,始建于1053年,1059年落成。桥南有蔡襄祠,奉祀洛阳桥的主持建造者北宋泉州郡守蔡襄。

       “作为官方主导、全民合力建造的大型交通设施,洛阳桥的建造使用‘筏形基础’‘养蛎固基’‘浮运架梁’等创新技术手段,为之后泉州造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体现了宋代社会各界对商贸活动的推动和贡献。洛阳桥是泉州北上福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交通枢纽。”泉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艺娟介绍道。

       与洛阳桥类似的遗产点,还有安平桥、顺济桥,它们共同形成了便捷的沿海交通干线,在泉州水陆复合运输网络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安平桥始建于1138年,建成于1152年,由僧侣、商人、政府官员和当地民众等合力建造,被誉为中古时代世界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

       “作为泉州与广阔的南部沿海地区的陆运节点,安平桥既体现了宋元时期泉州多元社会结构对海洋贸易的贡献,又反映了海洋贸易给泉州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和财富积累。”吴艺娟说。

       顺济桥则是泉州古城与晋江南岸的陆运节点,它使泉州与安海、同安、漳州等地的陆路交通更为便捷,方便了晋江南岸各港口与泉州城之间的交通,由石湖港至古城可沿12世纪建成的海岸长桥,经顺济桥至泉州南门。位于深沪湾、围头湾的其他港口也可由陆路经顺济桥到达古城。

       顺济桥由南宋泉州郡守邹应龙主持建造于1211年,沿用至20世纪,14世纪以来多次修缮,现以遗址状态保存。

       “伴随晋江北岸的自然淤积,泉州城市逐步向南部发展。从1009年清净寺建成、1087年市舶司设置至1196年顺济庙建成,城市南部的商业性城区逐步拓展,顺济桥的建设正是城市南部商业聚居、商业发展、交通需求旺盛的体现。”泉州市博物馆馆长黄明珍给记者作了详细的梳理,一系列码头、桥梁、航标等形成的交通网络,使泉州内外连为一体。

外销的瓷与铁

       “西沙华光礁一号宋代沉船、南海一号宋代沉船、菲律宾马尼拉圣安娜遗址等一系列国内外考古发现表明,德化窑瓷器是宋元泉州港海外贸易的重要外销产品。”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说,泉州能成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与其强大瓷器生产产业和贸易输出能力息息相关。

       “德化陶瓷产品大量销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考古中频频发现,备受瞩目。南海一号沉船出土遗物中德化窑瓷器约占三分之一,主要产品是青白瓷盒、碗、盘、罐、瓶、执壶等。”郑炯鑫补充道。

       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大力推动了泉州地区陶瓷业的发展,10至14世纪,窑场遍布泉州城内外,现已发现外销陶瓷窑址150多处。

       德化地处戴云山区,丰富的瓷土矿、森林资源和发达的水系,以及留存至今的窑址、作坊、瓷土加工等遗迹,展示出宋元德化窑完整的生产体系。

       德化窑址(尾林-内坂窑址、屈斗宫窑址),位于泉州城西北约70公里的德化县,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使其成为宋元时期泉州内陆地区外销瓷窑址的杰出代表,其产品经陆路和晋江水系联运至泉州港口外销。

       尾林-内坂窑址和屈斗宫窑址分别创烧于宋代和元代,发现多处龙窑、作坊遗迹以及大量窑具和瓷器。其兴起受益于宋元泉州海洋贸易的繁荣,在发展过程中创烧出独特的白瓷产品深受海外市场欢迎,也显示出海洋贸易推动下泉州本地制瓷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在郑炯鑫的带领下,记者来到尾林-内坂窑所在地,三班镇三班村泗滨村的山坡上。

       “尾林窑考古发掘揭露的四座窑炉横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第一次较为完整地揭示德化窑从宋元时期的龙窑至明清时期的横室阶级窑的发展演变过程,填补了德化窑古代窑业技术史的缺环,为展示德化古代制瓷工艺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郑炯鑫介绍道,尾林窑是德化地区比较重要瓷器产区,同时期窑址中其产品相较好,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较多地被发现。

       屈斗宫窑址位于德化县城龙浔镇宝美村破寨山南坡上,1976年进行考古发掘,出土器物标本6793件、生产工具800多件。出土物皆为宋元时期的白釉和青白釉器,胎质洁白、细腻、坚致。

       另一处,位于泉州城西南16公里磁灶镇的磁灶窑址(金交椅山窑址),始建于10世纪,兴盛于10至13世纪,目前考古发现有4处龙窑、1处作坊以及大量窑具和瓷片。宋元时期,磁灶窑与泉州海洋贸易发展同步,由普通的内销民窑一跃成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的外销陶瓷生产基地,产品经晋江支流九十九溪通往泉州港口外销。

       “从这几座窑址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宋元时期是德化窑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窑业水平高,规模大,产品日益精湛。在繁荣的商品贸易中,面向海外市场的德化陶瓷,蜚声海外。”郑炯鑫说。

       宋元时期,德化窑在世界脱颖而出。如今,德化窑址的保护传承仍在延续。

       记者看到,在尾林-内坂窑址、屈斗宫窑址、磁灶窑址均建设了保护棚。

       郑炯鑫介绍,窑炉遗址的主要威胁是风雨冲刷、虫害、自然风化。保护棚的建设有效地防止雨水飘入。遇到台风等灾害性天气加强防护和巡查,管理人员及时做好窑址地面人工排水,专业人员也会定期对窑址进行专项评估和维护。

       早在1988年,屈斗宫德化窑遗址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立德化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提升了防护水平。

       “自宋元以来,家传、师承和学校教育等成为德化瓷烧制技艺的主要传承模式,如今很多民间艺人坚守而不保守,在传承中创新发展。”郑炯鑫很欣慰。

       “经初步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实验分析,下草埔冶炼遗址使用小高炉进行块炼铁冶炼,炉容量远大于地炉冶炼,排出渣产量大。小高炉冶炼生产积铁块经过锻打形成铁块、铁片等初加工产品后,再加工或运输至其他地区进行锻造再成型,制成铁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李佳胜介绍道。

       2019年10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开始对泉州安溪尚卿乡青洋村的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进行发掘,李佳胜是发掘现场的负责人。

       经过两年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揭露3处房址,6处冶铁炉遗址,石墙、石台阶等遗迹,出土了大量冶铁遗物、钱币铁器等,年代集中在宋元时期。

       在遗址步道上望去,炉渣等冶铁遗物散落在发掘区的探方中,冶炼过程中形成的结板层清晰可见,遗址的北侧是现代铁矿坑,南面是荒废的田地,东西两侧为山地。

       “遗址周边的山地生长有茂密的树林,是冶炼所用木炭的来源。遗址的东部有一条古道通往西溪,是产品外运的路线,这便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再到运输的产业链条。”李佳胜告诉记者,下草埔遗址不仅是宋元时期泉州冶铁手工业的见证,与泉州的陶瓷生产基地共同展现了宋元泉州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

好风凭借力

       “太守贰卿颜颐仲,祷回舶南风,遵典彝也……时淳祐癸卯(淳祐三年,1243年)孟夏(四月)乙丑也。”这是淳祐三年(1243年)四月颜颐仲在九日山上的祈风石刻。

       九日山位于泉州城郊,涉及宋代航海祈风的石刻共计10方。其中记载冬季启航祈风的石刻有6方,记载夏季回航祈风的有3方,还有1方同时记载了一年两季的祈风。

       祈风石刻记述了祈风时间、地点、参加者姓名和仪式结束后的活动等,九日山10方石刻所记录的祈风多数由地方政府主官主持,专职负责国家海洋贸易管理的市舶司官员偕同南外宗正司官员等参与,祈风仪式后,登山游赏并题写诗文纪事,刊刻于九日山的崖壁上。

       “这些代表国家力量的重要官员的广泛参与祈风仪式,反映了市舶制度下国家对海洋贸易的倡导,也体现出市舶司机构、地方政府对海洋贸易的管控职责。这些珍贵的石刻历史档案真实记录了宋代海洋贸易与季风密切关联的运行周期等历史信息,反映出海神信仰对贸易活动的精神促进。”九日山文物管理所主任何春燕说。

       为什么选在九日山祈风。

       “这与泉州湾及晋江水域的历史岸线有直接关系。九日山所位于泉州湾进入晋江后江面的最窄位置,是天然门户。”何春燕介绍。古泉州人民依海为生,出海和回航都需要顺应季风规律,泉州夏季偏南风,船舶从南部海域回航,冬季偏北风,船舶从泉州出海。祈风保佑航行平安成为传统。

       天后宫位于泉州古城南端,南临晋江及沿岸港口,这里是外来商人、货物进入泉州城的第一站。出海的人祭祀海神妈祖祈佑航行平安后,顺着晋江通往江口码头或者石湖码头,从这里出海。

       天后宫创建于1196年,始称顺济宫。伴随历代官方和民间对妈祖信仰的推崇,天后宫历经营修、发展,现仍保存了16世纪之前形成的前殿后寝的布局特征。

       泉州府文庙文物保护管理处主任何振良介绍,随着泉州民众不断地向东南亚各地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移民和进行海外交通贸易活动,妈祖信仰文化经由泉州港向这些地区广泛传播,泉州天后宫是这一独特海神信仰的历史见证。它与真武庙、九日山祈风石刻等共同体现出民间信仰与国家意志相结合对海洋贸易发展的共同推动。

他乡是故乡

       “大殿月台须弥座很特别,它的束腰处有73方狮子与人面狮身石刻,这与南印度朱罗时期的印度教寺院里的人面狮身石刻风格非常相似,体现了泉州本土文化的多元包容独特传统。”泉州开元寺知客释德远介绍道。

       泉州开元寺位于泉州古城西北部,是宋元泉州规模最大、官方地位最突出的佛教寺院。在释德远指引下,记者看到寺内现存许多珍稀的多元宗教建筑构件,体现了东西方文明在宗教、建筑与艺术等方面的交融,使我们至今仍可感受到当时泉州作为东方大港的各国人群往来和文化共存的盛况。

       位于泉州城以南15公里的华表山东麓的草庵,是宋元时期泉州城远郊的一处摩尼教(又称明教)寺院。草庵摩尼光佛造像雕凿于1339年,为该教创始人摩尼的石雕造像。

       造像雕于庵内崖壁直径168厘米的圆龛上,身着宽袖对衽道袍,结带为扣,盘膝端坐莲花台上,背后有18道毫光。

       “草庵摩尼光佛造像为世界现存唯一的摩尼光佛石像,是宋元泉州摩尼教传播的重要见证,也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的多元社群的代表性要素。”晋江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金鹏说。

       11世纪初,在泉州城外建造的清真寺是当时波斯、阿拉伯等地穆斯林在泉州活动的有力证据,他们是亚洲海洋贸易的参与者,也是泉州多元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门楼后墙上的阿拉伯文石刻记载了它是泉州最早建立的伊斯兰教寺院:‘此地人们的第一座礼拜寺,就是这座公认为最古老、悠久、吉祥的礼拜寺号称圣友寺。’”清净寺管理者张连珠说。

       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泉州古城墙及其附近,出土数十方雕刻着十字架、天使、莲花等图案的古基督教墓碑、墓盖,图案特殊且形式多样。

       “……沙哈拉雅,死于艾哈玛德家族母亲的城市——刺桐城。生于(伊斯兰历)692年,享年三十岁。”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艾哈玛德墓碑石,是1956年在泉州通准门外津头埔池畔发现的,现陈列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副馆长林翰说,10至14世纪,随着世界海洋贸易的蓬勃发展,泉州成为令人向往的国际都市,数以万计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的商人、传教士聚居在泉州城,甚至与当地汉人通婚,世代居住,与当地的政府官员、皇族、精英、平民共同构成宋元泉州的多元社会群体。他们广泛参与海洋贸易的各个方面,获取丰厚商业利益的同时,深刻影响了泉州的发展,使泉州成为世界性交往维度的商业型社会,推动了泉州的整体繁荣,并跻身世界贸易港口中心,留下独特多元的文化。

家在遗产边上

       “‘有海水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妈祖’,天后宫妈祖信仰是伴随宋元泉州海洋贸易而形成、发展的民间信仰,随着泉州民众不断地向东南亚各地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移民和进行海外交通贸易活动,妈祖信仰文化经由泉州港向这些地区广泛传播。我的家就在天后宫旁,这里也是伴随我成长的地方。”清澈的童音从天后宫里传出,13岁的许馨月正在给观众讲述着天后宫的历史。观众不时地伸出大拇指,为她点赞。

       安溪县尚卿乡青洋村村民余庄林,是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文物保护员。

       2019年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开始对下草埔冶铁遗址进行发掘,当过司机的余庄林,开车经验丰富,对山村地形、道路十分熟悉,因此被聘请为考古队的专职司机,在考古队发掘工作期间,负责接送考古队员往来于山下的驻地和山上的考古发掘区。

       “每天清晨6点多起床,7点早餐,7点半抵达下草埔冶铁遗址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返回驻地还要集中开会,交流分析当天的考古发现,常常熬至次日凌晨一两点。”考古队的辛苦余庄林都看在眼里。

       作为世代生活在遗址旁的余氏后人,余庄林想为遗址再做点什么。

       考古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下草埔冶铁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利用成为首要工作,余庄林主动承担起文物保护员的工作,开始常驻在遗址旁边的活动工棚里。在安溪县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对下草埔冶铁遗址及周边的矿洞、炭炉进行巡查,就连除夕夜也不曾脱岗。

       “遗址承载着祖先的历史记忆,保护好文化遗产也是我们的责任。”余庄林说。

       多年来,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支持下,福建省文物局、泉州市政府高位推动泉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协调管理机制,实施遗产保护“五纳入”制度,加强专业人员配置,开展联动执法,形成了强有力的文化遗产保护网络。坚持规划先行,确立了在城市管理中优先服从遗产区划管控要求的总体原则,实行多规合一,细化对各遗产点的遗产区、缓冲区、景观控制区的分类分级管控措施,高效提升遗产考古、研究工作。打造地方特色的保护修缮技术体系,建设常态化的遗产监测系统。

       泉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真平介绍,“官方主导、社会参与”在泉州形成良好的传统,也是泉州遗产经历千年能够完整保存的根本所在。

       按照“申遗惠民”的理念开展遗产周边环境整治,既优化遗产保存环境,又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增加群众的获得感。

       千人讲解志愿者、千人一线巡查员……保护维护遗产已成为泉州人民的共识。

       “中国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始终致力于携手各个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为保护和传承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不懈努力。今后,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做好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世界遗产领域承担更多责任,为推动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表示。(徐秀丽/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