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人类诞生之时，动物在地球上生存已久。与人类同行的动物种类众多，但猪无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家猪源于野猪，中国古代先民独立地驯化了野猪，家猪从野猪种群分离出来后，人类针对家猪资源进行了饲养技术的创造和发展，作为资源的猪从饮食、肥料、原料、医药、礼俗等多个方面为人类所用。可以说，家猪的驯化和饲养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创造，它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吕鹏老师长期从事动物考古的研究。作为一名考古人，他用实际成果传达出了考古人的热忱、严谨与敬业。其最新力作《有豕白蹢：中国古代家猪的考古研究》一书，聚焦于中国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猪骨遗存，应用动物考古研究方法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结果，探讨中国家猪起源的时间、地点、动因和扩散情况等；家猪的饲养技术与中国古代养猪业相辅相成，技术革新促进推动了中国古代养猪业的发展，汉代开始中国家猪品种走出国门，对世界猪种改良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古代养猪业的发展与家猪的世俗之用相辅相成，猪浑身是宝，它的每个部位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此外，猪还承载了丰富的仪式和文化内涵。
为其有用而多产
就世界范围看，哺乳动物大约有5500种、鸟类有10000多种，然而，家养动物的种类却少之又少，譬如：主要家畜不足20种，除马、黄牛、绵羊、山羊、猪、狗之外，还有骆驼、水牛、羊驼等，而主要家禽不足10种，包括鸡、鸭、鹅、鸽等。可见，并不是所有动物都可以被驯化。猪能够被驯化且逐渐成为“六畜”之一，在满足苛刻的驯化条件的基础上，更因其“有用”使然。
首先，猪是人类主要的肉食来源之一。“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于中国人而言，饮食不仅仅能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关系人情、民生和礼俗，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含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饮食与地理、气候、生业、风俗、文化、时代和经济紧密相连，构成了中华大地上丰富多彩的地域，可以说，饮食文化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而在动物性食物当中，猪的性价比最高。猪是可以移动的肉食库，猪皮、猪肉、猪油、猪血、猪骨还有猪的各种脏器以及骨髓皆为食材。
在中国出土最早家猪遗存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当中，猪骨遗存破碎且数量较多，其死亡年龄结构以达到肉量最多、肉质最好的个体为主。在发展过程中，猪作为肉食主源的地位虽有所波动，但在东周至秦汉时期，家猪作为肉食主源已经定型。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耕地被大量开垦和开发，猪以其圈养而高产的优点重新回归“天下畜之”的地位。
其次，猪粪积肥的优势非常明显。粪量大；猪圈积肥收集方便；肥性优，不仅能够提供农作物生长必需的养分，而且还能培养地力和改良土壤；速效肥，不需发酵；等等。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因地力关乎农作物生长，传统农业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肥料的来源。在中国古代，有机肥料的来源主要是靠养猪来解决。养猪的目的不仅是为人类提供肉食，而且是通过养猪将农作物的副产品（如稻草、谷糠和麦麸）和生活中所产生的垃圾（如剩菜、剩饭、猪粪甚至是人粪等）转化为粪肥，用于肥田和提高粮食产量。
商代晚期农田施肥已初具形态；东周时期农田施肥开始普及；直至20世纪70年代，我国肥料的投入仍以有机肥（特别是猪粪肥）为主。而近几十年来，随着无机化肥的大量使用，猪粪已经由富有价值的肥料变成了主要的环境污染源之一。但无可否认的是，猪粪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增加地力的作用。
再次，猪其他部位在人类衣食住行及经济发展方面作用良多。猪皮可以制革，做衣服、充当被褥；猪鬃具有良好的物理性能，中国猪鬃产业曾在二战期间极为兴盛。家猪在生理和结构等诸多方面所有的优势，使其具有重要的医药价值。
技术改良促发展
家猪起源之后，中国古代先民对其进行饲养和管理，并发展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代表当时先进水平的家猪饲养技术，推动了古代养猪业的发展。据研究表明，至少在北魏时期，中国家猪的饲养技术已经相当完备且发达。
首先，放养与圈养相结合的管理方式。约束或管理猪的活动范围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灵活选择。在驯化初期，农业初起，农作物产量少，野外食物多，猪在外寻食是很有效率的饲养之法，因此，以放养方式为主，此时猪以养生植物为主食。当然，为了防止猪逃脱，人类会对猪施加一些禁锢手段，比如套上脚绳。商周时期，圈养方式更为普遍。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中有圈养猪的字形“圂”，表明圈养方式的应用（不仅仅是猪，还包括对马、牛、羊等动物的圈养）已经相当普遍地出现于中原地区。圈养的猪不需要外出觅食，保证了猪的食物来源，且可以更加便利地收集猪粪以肥田。秦汉时期，圈养与放养相结合的方式更趋完善和成熟。上厕下圂（猪圈）的建筑形式至晚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圈养与放养相结合的方式延续的时间很长，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不少农村地区仍存有这种习俗。
其次，阉割与选育相结合的品种改良方式。对猪的阉割技术，是中国古代养猪技术进步的标志之一，是中国古代兽医技术的一项伟大的发明。据研究，中国先民对雄猪进行阉割的行为可能早到距今6800至56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甲骨文中有阉割过的猪的专门文字——豖。阉割后的家猪既便于管理，又有益于品种改良，且对猪肉量增长和肉质提升有重要作用。就家猪选育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变化而言，仰韶时期中原地区家猪尺寸偏小，而北方地区家猪尺寸偏大；龙山时期猪种群的地区差异不甚明显；先秦时期西辽河和长江下游地区猪种群的尺寸偏大，可能分别跟地方品种家猪和野猪占有相当大比例有关，而辽东、淮河中游和中原地区猪种群的尺寸较为接近，表明这些地区可能存在较为广泛的家猪品种交流。商代晚期，出现了新的家猪品种——殷墟肿面猪。汉代开始，家猪品种走出国门，对世界猪种改良做出重要贡献。
再次，因地制宜供给饲料的喂饲方式。在中国古代社会，猪是六畜之一，五谷丰登是六畜兴旺的前提条件，猪饲料的来源主要是就地取材的粗饲料。放养时，“春夏草生”都能成为猪的食物；圈养时，猪能将人类剩余物进行二次利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猪的饲料转为含油更高的蛋白质类食物，如大豆和玉米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祭祀礼仪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祭牲及与之相关的礼仪活动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中国考古发现的动物祭牲多为家养动物。家猪早在驯化之初和饲养早期阶段已在仪式活动中发挥作用。
猪是史前时期最常见和最主要的动物牺牲，猪牲频繁出现，概因其相对更容易得到。而在考古发掘中，随葬猪的多少与家猪饲养规模有密切关系。仰韶文化中期以来，猪已成为区分社会等级和人群的标志物，其象征地位和财富的作用越发显著，往往等级较高的墓葬才会随葬更多猪骨。可见，新石器时代人类随葬或埋葬猪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人群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异，具体内涵可能包括巫术、祭祀、财富、地位、肉食等多种因素。
周代以后，将社稷祭祀纳入国家礼制体系之中，祭祀用牲逐渐固定化，用牲数量与人物身份地位相匹配。例如，唐朝中央设太社太稷，为中祀，祭祀用牲用太牢（牛、羊、猪各1），州、县社稷祭祀为小祀，祭祀用牲用羊和猪。唐代规定祭品与官员等级的对应关系，猪牲在三品和五品官员中以羊和猪组合的少牢方式使用，六品以下官员单独使用猪牲。
此外，猪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比如，猪是中华龙的原型动物之一，猪龙的形象早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辽西地区即已出现，主要是借用了猪的头部特征，为猪首蛇身；龙山至夏商时期，方才奠定现在龙的基本形态。因为猪与“朱”、蹄与“题”谐音，所以，古代有给考生食用熟猪蹄的习俗，意在熟悉考题、朱笔题名。在中国古代汉字中，有“豕”方有家，陈豕于室、合家而祀，这便是“家”的本义，也有学者认为家的本义为猪圈，或有猪圈者为家，无论哪种解释，中国人都将猪和家联系在一起。
《有豕白蹢：中国古代家猪的考古研究》，从动物考古角度讲述了家猪的起源、用途、饲养技术、文化内涵等，而无论哪个方面来说，家猪的起源与发展都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家猪起源阶段，人类对家猪的驯化，一方面因家猪满足人类衣食住行多方面的需求，所以人类有意识地选择猪作为驯化动物之一；另一方面，家猪能够被驯化，也是其主动进入人类社会的选择。家猪发展及地位确定时期，人类在充分利用家猪各部位及其附属资源的同时，主动改进技术并进一步促进家猪品种的改良。可以说，家猪与人类是相伴相行的。
（作者单位：大象出版社）
《有豕白蹢：中国古代家猪的考古研究》
编著：吕鹏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