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遗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上自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下至清代之前各历史时期的重大城址、墓葬群等。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遗址的考古、保护和利用随着国家重大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保护方式不断变化，利用模式不断创新。本文就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大遗址考古、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几个阶段，谈几点认识。

大遗址的保护与基本农田建设

20世纪60年代，国家大兴基本农田建设，平原地区取高填低，山区修整梯田，丘陵地带挖山造田。在这一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古代城址、王陵被陆续发现，如琉璃河遗址和贵族墓、河北省燕下都遗址及王陵、战国中山王陵等在平原取土垦地中发现，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内蒙古宁城夏家店等在大修梯田时发现。当时部队也参加到基本建设中，如河北满城汉墓的发现等。随着基本农田建设的开展，文物被陆续发现，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随着这些线索推进。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全国考古工作处于集中大会战时期，历史时期的城址多在这一阶段有了新发现新突破。大遗址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大规模被动式开展了。

大遗址的保护与考古学文化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全面恢复了高考招生，全国重点院校设置了考古专业，考古专家基于前期基本农田建设考古成果的积累，考古学专业开展教学研结合考古学实习。考古学者不再忙于服务基本农田建设，主动性地通过学生实习，有目的地探索考古学文化特点，一时间“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类型”等成为大遗址考古和研究的重点。基于考古学文化研究和分文化、分期的实践，创立考古区系类型学理论，在此基础上推动大遗址考古发现的研究，比如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这一时期各地陆续建立了一些小型遗址博物馆，对遗址开展了尝试性展示和利用。如半坡遗址博物馆、琉璃河遗址博物馆等。开始了部分遗迹室内展陈或室内模拟展陈，遗址博物馆成为遗址保护利用的主要方式，大量的论证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文章成为考古学主流。

大遗址的保护与聚落考古研究

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基本建设尚未开始，特别是长江以北地区仍处在探索和观望阶段。随着改革开放走出去与引进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区系类型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关注史前人类的生业模式、思想等。基于聚落考古的研究，以重建古史为目的的考古，推动了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如凌家滩遗址、陶寺遗址、牛河梁遗址等，自从发现一直到开展考古工作，都是基于重建古代史的任务开展的。白寿彝先生主持编撰的《中国通史》史前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出版。

大遗址的保护与基本建设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要说最大规模的大遗址考古，就是自2000年至2010年，大规模高速公路工程，大规模城市扩张建设，特别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后，文物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拓展，由文物保护走向了文化遗产保护，矿冶遗址、农业遗址等不断纳入文物中的大遗址类别。这一时期，大遗址保护工作仅通过考古已不能解决问题，迫切需要前瞻性规划和指导。国家文物局适时提出了大遗址保护规划，通过规划提前布局，推动遗址的整体保护。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为首的科研规划专业机构开始参与大遗址的保护，通过制定保护规划推动大遗址的整体保护。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制定了大遗址专项规划和专项经费，支持大遗址考古、保护和利用。

大遗址的保护与城乡建设发展

21世纪的10年代，位于城市的大型遗址与城市开发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全社会对于大遗址文物的价值因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理解。如大明宫、隋唐洛阳城等重要城址，大遗址既没有文物应得的尊严，又对城市建设起不到添彩作用。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大遗址本体的保护以及大遗址的环境之间无法协调，怎么办？国家文物局提出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首先推出了一批12家示范性考古遗址公园，藉此推动大遗址保护。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城镇化不断推进，以市县级为中心的城市建设与大遗址保护的协调成为大遗址考古和保护利用的重要任务。一些原本区位条件不具备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点遗址陆续进入立项和挂牌名单，考古遗址公园的区位、展示利用方式理念又得以拓展。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二、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共24家。

2022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共19家，突破了前三批每批12家的控制数量。从一批公园到四批公园的公布，体现了大遗址考古理念、保护和展示理念的不断创新。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由城市到城乡结合部再到乡野，大遗址考古由为基本建设服务，由被动考古到有计划考古，由重点考古到全面格局考古，由封闭性考古到公众考古，由为研究考古到为研究保护利用活化的考古等。

大遗址考古成果的保护与利用方式

大遗址保护的方式有很多种，一是现场保护。重要遗迹面积较大时，首先要想到永久性保护利用，就要立即建设临时或永久性保护设施，防止自然和人为破坏。重要遗迹面积较小不便于野外保护时，要立即迁移到室内进行保护，再进行实验室考古。对于没有预案的考古发掘，现场不宜长期暴露，在发掘保护短期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先进行科学回填式保护，如夯土基址、墓葬等。二是以研究性复原的理念建设保护性设施。如大明宫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等的部分保护性设施。三是诠释性的复原和基于现状恢复性复原。根据考古实际尺寸推测复原，依据遗址本体进行修复性复原。四是地表模拟展示。一种是考古现场不好保存，回填后在原空间模拟考古发掘现场。如凌家滩、盘龙城、良渚等部分展示场所。一种是对建筑基址台明以下进行研究性复原，通过视窗的形式展示考古局部现场。如圆明园含经堂基址，元中都1号大殿等。一种是印象物、标识物的展示方式。比如大明宫遗址尝试的仿唐木构，仰韶遗址公园地柏表达壕沟等。

让考古遗产活起来的举措

如何理解让考古遗产活起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明确了科研、教育、游憩。这三个功能得到发挥，其实就是考古遗址公园活起来了。考古遗产活起来并不见得是“火”，发挥了这三个功能就可以了。一是考古发掘活动现场直接参观。最直观地体现考古工作者是如何工作的，因为考古工作者就是考古遗址公园的一部分。二是建设考古博物馆。各省考古研究机构存放着大量未上展线的考古出土文物，应鼓励建设以省为单位的省级考古博物馆。如三星堆考古博物馆、成都市考古博物馆、陕西省考古博物馆、重庆考古博物馆等，展览形式和内容各不相同，基本全面展示了考古工作的方方面面和考古遗产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成果。三是围绕大遗址内涵开展的教学研活动。大明宫的嘉年华，三星堆数字遗产，河南的考古盲盒，金沙太阳节等，既体现考古遗址的价值，又能够吸引青少年关注文化遗产。四是通过开放考古出土文物数据资源，吸引社会力量开展文创产业。五是引进社会资本开展文旅体验。管理单位要在规范好、引导好，不破坏遗址本体的前提下，开展文旅体验活动。

新时代大遗址保护的任务

大遗址保护在全面高质量发展中的贡献主要是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如文明标识的构建、文化自信的增强、文化强国的建设等，最终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助力。物质层面如城乡一体化、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建设美丽中国等。

以上是关于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几点思考，作为新时代考古人，如何回答考古成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如何做好价值挖掘、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是当前面临的紧迫而关键的任务，需要我们为之不懈探索。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