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是鄂尔多斯市博物馆基本陈列。展览分为“史前—夏商周时期”“秦汉—隋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三个部分，分别位于博物馆四楼5号展厅、三楼3号展厅、二楼1号展厅，展出面积达7300平方米，共展出文物4000多件（套），其中一级文物71件，二级文物201件，三级文物455件。展览结合图文版式、场景搭建、多媒体辅助设备、互动体验设施等展陈方式，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充分利用影像复原、虚拟现实、声音拟合等科技手段，集中展示了鄂尔多斯悠久而灿烂的古代历史文化。

绵延万里、奔流不息的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从西、北、东三面流经鄂尔多斯高原，形成一个黄河怀抱的“几”字弯。在这个“几”字弯的顶端，就是黄河上游到中游的交界点。与世界其他大河文明一样，大河两岸往往都是古代人类文明的富集区域。

鄂尔多斯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的沃土和文明的孕育之地，从蒙昧的远古时代开始，这里就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诞生了考古学上著名的“河套人”与“萨拉乌苏文化”。进入文明时代，这里又成为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地带。时至今日，汇集在黄河岸边群山峻岭中游牧人的“无字天书”——岩画仍然历历在目，秦汉长城的雄伟身姿依然盘桓曲回在阴山之巅，历代戍边将士的遗存不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瑰丽多姿的民俗风情包容万千……民族的交往、融合与文化的碰撞、交流成为这一区域的常态，共同为传承不辍的中华文明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

本次展览循历史发展脉络，集文化遗产精华，从揭示历史演进与文化内涵的视角出发，全面梳理、系统呈现鄂尔多斯古代先民的伟大创造与地域文明的流光溢彩。

多元文化的萌生之地

第一部分 史前—夏商周时期

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鄂尔多斯地区就有人类生息繁衍。考古发现的萨拉乌苏遗址、乌兰木伦遗址等，接连不断呈现鲜明的文化特征与环境风貌。到新石器时代，这里不仅有中原仰韶文化相关类型的存在，更有与东北红山文化交融而成就的地域文化。此外，黄河岸边农耕与渔猎共存的永兴店文化等，也彰显了地域文明的多姿多彩。进入夏商以来，农牧共生的朱开沟文化更是开启了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先河。时代的更迭，民族的交融，文明的互鉴，使得这里形成了多种文化交叉并存、共生共融的早期黄河文化风貌，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奉献自身力量。该部分展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物2000多件（套），如河套人头盖骨化石、披毛犀骨架化石、桌子山岩画、鹰顶金冠饰、虎猪咬斗纹金牌饰、“上郡守寿”铜戈等。

中原王朝的经略

第二部分 秦汉—隋唐时期

自战国中晚期开始，随着北方游牧化进程的加剧以及中原诸侯的不断北进，为长城南北经济文化的分野提供了条件。秦汉以后，中原农耕社会与匈奴游牧部族围绕长城进行了包括内峙纷争、和亲互市、内附融合等形式的交往交流，农耕与游牧经济的互补性再次凸显，并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民族的社会形态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与社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活力，并为隋唐时期多民族与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位于长城脚下、黄河怀抱中的鄂尔多斯，在社会律动中为其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该部分展出秦代、汉代、北朝、隋代、唐代文物900多件（套），如汉代中阳铜漏、西沟畔金凤冠、包金卧羊带具、彩绘陶胡人俑、凤凰山汉代壁画等。

多民族大家庭的巩固

第三部分 宋元—明清时期

从宋元到明清，鄂尔多斯地区虽然分属不同时代、不同政权的管辖范围，但各民族共生共存依然是此时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有宋一代，这里虽然主要是西夏政权的管辖区域，但也有宋、辽所属的府州建制。元朝统一后，在黄河沿岸实行农牧并举的政策，鄂尔多斯地区主要是安西王的皇家牧场。入明以后，随着鄂尔多斯部的迁入以及隆庆和议的达成，民族与文化的交往得到进一步加强。清代以来，随着盟旗制度等政策的推行和中原移民的不断涌入，使得这里在保留浓郁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大潮。此部分展出宋代、西夏、元代、明代、清代文物1300件（套），如西夏牡丹纹黑釉剔花瓷瓶、元代玉杯、伊克昭盟盟长印、清珐琅大盘等。

位于黄河怀抱、农牧交错区域的鄂尔多斯高原，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物产丰富，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沃土和文明孕育之地。史料记载与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给予了充分证明。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沿岸的诸多文明一样，鄂尔多斯所在的黄河“几”字弯地区不仅是农耕民族，也是包括历代游牧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融合发展的家园。

作为鄂尔多斯市博物院的基本陈列，“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以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的鄂尔多斯为核心区域，旨在通过博物馆特有的展览语言，系统呈现鄂尔多斯历史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真实路径，诠释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展现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鄂尔多斯市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