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贵族墓地位于郑州商都内城东南，这是一处商代白家庄期具有兆域性质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墓地展示了中商早期高等级贵族丧葬礼制的规范，墓地及其附近的多组建筑对于认识郑州商都结构功能布局及其兴废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是郑州商都遗址近年来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经过近三年的考古发掘，我们对书院街墓地的分布范围、结构布局、文化内涵等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墓地由兆沟、通道、墓葬、祭祀遗存等组成，兆域面积约3万平方米，形成了一处结构与功能明确、具有整体系统性的商代白家庄期高等级贵族墓地。墓地“兆域”由人工挖掘的兆沟合围成近抹角长方形，其建造、使用及至废弃年代均为商代白家庄期。墓地南部通道为陆地通道，北部有两处相邻的栈桥式通道。通道外侧均有门房类相关附属建筑的柱洞遗存。北部通道内侧残存一段宽约3米的路土通向中心大墓M2。

墓葬20座，位于墓地东部偏北，均为近南北向分布，排列有序，等级关系明显。中心大墓M2位于南北兆沟的中间位置，其余墓葬则分布于M2的东侧、北侧。其中铜器墓葬3座，一般墓葬17座。M2是高等级贵族墓的典型代表，葬3人，底部有六处殉狗坑。M2出土各类随葬品216件，铜器有鼎、鬲、罍、盉、甗、盘、爵、觚、斝、斗、斨、戈、刀、箭镞、铜覆面等。金器有金覆面、黄金绿松石牌形饰、金泡、金箔等。玉器有戈、钺、柄形器、猪、鱼等。另有绿松石管、珠及贝币等遗物。随葬品组合有酒礼器、兵礼器、玉礼器、金礼器、覆面礼器等。M2是郑州商都遗址目前出土随葬品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组合最完整、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M24也是三人合葬的大贵族墓葬，7件铜器打碎置于墓室北侧，为典型的毁器葬，墓底腰坑殉狗一只。此外，在黄河河务局亦出土一座早商时期三人合葬墓葬。商代早期三人合葬墓葬的发现对探讨商代殉人殉葬等文化现象有重要意义。M30属于一般的小贵族，墓葬形制小于上述两座墓葬，随葬品数量也远少于大贵族，也没有腰坑殉狗的现象。至于其他17座一般墓葬则普遍形制较小，多数没有随葬品，个别墓葬有少量陶器、玉器等随葬品。这批墓葬的等级化、差异化明显，是当时社会阶层分化的具体反映。

墓地祭祀形式有墓底多坑殉狗、腰坑殉狗，单坑殉狗、殉猪及兆沟内祭祀等，有人牲坑、狗坑、猪坑、牛角坑等多种祭祀现象。其中墓葬殉狗的现象在中商阶段逐渐流行起来。

墓地南侧发现的6组夯土建筑基址距离内城南城墙较近，结构为长方形多间排房式及四合院式，部分建筑有回廊结构，时代从商代二里岗下层一期延续至白家庄期，说明这一区域自都城始建就有高规格的建筑存在，属于城市重要的功能区。其中第Ⅳ、Ⅵ组建筑为白家庄期，根据墓地和白家庄期建筑的相邻性、共时性等，推测他们可能有某种结构与功能上的相关联系。

发掘过程中，为及时开展文物保护及科学指导发掘工作，我们同时开展了多学科研究工作，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全面审视商文明，目前已取得一系列重要发现。

环境考古指出书院街墓地-塔湾区域呈现出明显的槽状地形，墓地分布于槽状地形的西南侧坡面上，其西南最高处比东北最低处高出5米左右，客观阐释了墓地地貌、墓地选址关系以及因集水面的因素形成南兆沟西段、中段沟槽较窄，南兆沟东段及北兆沟普遍较宽的文化现象等。

年代测定采取遗迹土样和骨样品相参照，结果表明，兆沟、墓葬区地层④层碳十四测年与人骨骨胶原测年均在3300-3400BP的范围，与郑州商城白家庄期年代吻合，确认了南北兆沟G1、G5与墓葬的共时性，表明兆沟的修建与中心大墓M2存在密切的联系。

书院街墓地青铜器铅同位素分析样品共42个，其中高放射成因铅特征的样品数据（206Pb/204Pb>19.0）27个，普通铅特征的样品数据（206Pb/204Pb<19.0）15个。这批青铜器是目前商代白家庄-洹北商城时期唯一经科学发掘的墓葬遗址出土器物，其金属原料产地的研究成果，对于了解从郑州二里岗到殷墟时期的金属原料产地迁移变化，以及中原以外地区同时期遗址出土青铜器的金属原料产地，中原与周边地区的金属流动网络，都具有标尺性意义。

金器检测显示金泡的金含量均在86%左右，银含量均在12%-13%左右。金覆面的合金成分略有差异，金含量大致在82%-83.5%左右，银含量在15.5%-17%，显微观察等分析金覆面是金箔锤揲加工而成。金器各点位成分数据相差不大，显示出金银合金非常均匀。金覆面为锤揲技术，金泡为锤揲、錾刻技术。

玉器检测对玉料来源进行了初步分析，M2出土玉戈、玉钺三个样品特征与甘肃透闪石玉料较为接近，其余样品来源暂时不能确定。治玉工艺较此前有明显进步，在片切割、钻孔、镶嵌、减地、阴刻等方面技术娴熟。从器类、器形及风格来看，书院街玉器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征，是研究商代玉器制作与使用，文化传承、发展与交流的宝贵材料。

骨骼疾病分析了骨性关节炎、骨膜炎、腰椎骶化、骑马人小平面、中膈孔、股骨切迹、口腔疾病等病理现象。总体推测，书院街墓地人群存在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反映生存压力的眶顶筛孔样变等的患病率低，可能反映了人群较好的生活水平，但牙釉质发育不全出现率较高，可能存在食物结构单一现象。

同位素的初步分析表明，书院街墓地人骨的δ13C值为-12.0±3.7‰，δ15N值为9.5±1.1‰，整体上显示出先民以C4食物为主的饮食结构，且δ15N值偏高，说明该遗址先民拥有稳定的动物蛋白来源。其中，M2出土个体的δ13C值为-8.4‰，数值偏高，说明该个体将C4食物作为其主要的食物类型，其δ15N值为9.9‰，可知个体的食物中明显有一定比例的肉类。

古DNA分析结果显示， 部分墓葬个体之间具有二级亲缘关系。郑州商城人群与河南地区其他古代人群的遗传关系最紧密，此外，郑州商城人群也与黄河下游山东地区古代人群的关系比较近。

书院街商代贵族墓地考古新发现的价值与意义

一、书院街墓地考古新发现填补了郑州商都聚落考古的空间布局空白，极大丰富了郑州亳都都城地理空间布局的文化内涵。墓地位于郑州商都内城东南，中心大墓M2距南城墙约200米，距东城墙约430米。墓地南侧附近的多组建筑从二里岗下层一期延续至白家庄期，说明在郑州商都营建与发展的过程中，城址的东南区域始终具有非常重要的城市功能定位，至白家庄期这一作用尤显突出。结合内城垣外侧的三处铜器窖藏坑及河南省体育场祭祀遗址等考古发现，这一新发现为我们进一步认识郑州商都兴废及其与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关系等提供了更多探讨空间。

二、书院街墓地兆域是目前国内时代最早的比较规范化的兆域，其状近抹角长方形，丧葬文化内涵丰富，功能结构完备，兆域形态较为成熟，是殷墟西北岗王陵东、西并列方形兆域的直接来源。该兆域的发现及其附近的同期建筑对探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发展意义重大。

三、书院街墓地出土商代陶器数量多，类型丰富，既涵盖了郑州商都发展的各个阶段，又反映了与周边文化广泛交流的现象。其中因兆沟有明确的地层关系，使得我们对白家庄期陶器的认识更进了一步。郑州商都遗址白家庄期陶器种类大致有十几种，主要器形有鬲、鼎、甗、深腹罐、斝、爵、大口尊、盆、捏口罐、簋、豆、小口瓮、大口瓮、敛口瓮、器盖等。种类基本延续了前期，没有大的变化。器物形态上部分器物延续了前期的形态，但每种器形也均出现了前期未曾有的形态。比较典型的如厚缘鬲、圜络纹鬲、折唇深腹罐、敞口簋、圆唇捏口罐、子母口器盖等。部分器物相对前期器形变大、陶胎增厚。在陶质、陶色上白家庄期和前期没有大的变化；纹饰上白家庄期比较典型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鬲和深腹罐上，一些鬲的绳纹较粗，可称为宽粗绳纹，而折唇深腹罐和圜络纹鬲一般为中细绳纹，其他纹饰特征与前期相比没有大的变化。总体来说，白家庄期的陶器还有分期的可能和依据。

四、书院街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多，类型丰富，组合完整，填补了中商早段青铜文化的部分空白，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一是新器型的出现。如壶式盉，在其颈的内壁置对称双系，这种结构在湖南岳阳费家河晚商遗址中出土陶釜（尊）中也有发现。这种在容器颈内壁置双系的结构是起着固定器盖还是过滤酒渣的作用等还需进一步探讨。斗也是中商早期首次发现的器物，与殷墟妇好墓出土铜斗结构类似，但缺少玉质柄部。铜斗的发现极大丰富了这一时期酒礼器组合及其文化内涵。特别是甗的发现，盘口，折沿，无耳，固定箅，小箅孔呈平行四边形，这种甗结构铸造繁杂，异于同期的盘龙城铜甗，也不同于安阳殷墟及东北夏家店上层等地出土晚商铜甗，是郑州商都遗址首次发现的青铜甗，对探讨商代青铜器群的组合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新器型展现了新的文化形态：扇贝形覆面礼器与覆面礼。中心大墓M2出土有金覆面、铜覆面，这种专用于丧葬覆面礼的扇贝形覆面器是从二里头晚期、先商商人墓葬中的扇贝壳覆面发展而来，从覆面习俗发展为覆面礼并广为延续传承。扇贝形铜覆面在内蒙古朱开沟、西安老牛坡、安阳殷墟及焦作武陟等中晚商墓葬中普遍出现，显示这是一种独特的传承有序的覆面礼制文化。对扇贝形金覆面、铜覆面的文化识别，连同其他有关发现，是我们对商人独特丧葬礼俗的新认识。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晚商殷墟乃至商周之际，这种扇贝形器覆面文化现象逐渐在马面饰上有所体现，这种文化异迁的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三是以青铜酒具为标识的酒礼及酒礼器组合已成型。从组合来看，这一时期酒器、食器并重，但以酒器为主。大贵族墓葬出土有成套或多套的觚、爵、斝酒礼器组合，说明在祭祀神灵及祖先的礼制上，商代非常重视酒祭，酒器的种类和数量也大为增加。新发现的铜斗是一种挹酒器，是祭祀仪式中关键的酌鬯酒器，丰富、完善了酒礼器的组合。有学者认为，文献中“祼礼”的“圭瓒”“璋瓒”是指铜勺（斗）的玉质柄部形制类似圭或璋。书院街墓地M2出土铜斗与妇好墓铜斗在形制和功能作用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在中商早期，贵族祭祀仪式中以觚、爵、斝为核心，包含挹酒器的酒礼及礼器组合已经成型。

五、书院街墓地出土铜器具有鲜明的中商文化风格。这批铜器与三座窖藏坑出土铜器互为补充参考，展示了郑州商都中商青铜文化的基本面貌。书院街墓地铜器纹饰以饕餮纹、无目变形饕餮纹、鸟纹、连珠纹、双人字纹等为主，眼睛纹饰结构以近圆方、臣字目等为主。器型结构上M2两只铜鼎均为扁足圆腹鼎，扁足高、矮延续，扁足凤鸟纹没有镂空，与殷墟小屯M18等出土的镂空扁足圆腹鼎一脉相承。铜鬲的实足外撇，肥档，双人字纹，束颈等特征从二里岗文化上层发展而来。M2：3号的三棱锥足铜斝折腹平底，为典型的二里岗上层特征。M24：2号鬲形铜斝下半部为人字纹肥档鬲的结构，在盘龙城六期、望京楼遗址均出土有类似器物，应为中商早期。M2：8号铜爵腹壁近直，寰底略下弧，晚于二里岗上层的折腹平底铜爵，略早于M30出土的两件寰底下鼓的铜爵，也早于南顺城街窖藏坑出土下腹略垂寰底鼓凸的铜爵，与晚商卵形底铜爵有明显的文化演变关系。M2：13号素面高圈足铜觚早于M2：18及M24：4号凤鸟纹矮圈足铜觚。总体来说，书院街墓地铜器M2：1号铜罍、M2：3号折弧腹平底铜斝、M30：5号折腹平底铜爵及M2：13号素面高圈足铜觚可归为二里岗上层一期，其余则可归为白家庄期。

六、中心大墓M2是目前发现商代墓底殉狗时代较早、数量最多的，凸显了墓主人非凡的身份与地位，是商代早中期墓葬腰坑殉狗丧葬规制的典型代表。殉狗是殷商文化的一个显著标识，殉狗数量是商代墓葬等级的重要标志。书院街墓地在祭祀方面既有猪、狗的单牲祭祀坑，也有墓底腰坑、多坑殉狗的现象。根据商代早、中期家畜动物祭祀的现象及发展规律看，至商代中期，家畜动物祭祀逐渐从猪、狗祭祀向狗祭祀发展，特别是墓葬殉狗的现象逐渐成为一种葬制规范流传下来。狗在商代祭祀仪式中的作用和地位大大提高。一方面是狗与人类关系较为亲密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丧葬礼俗逐渐规范化的结果。

七、中心大墓M2大型化、本土化黄金制品、黄金绿松石兽面纹牌饰及黄金与玉礼器共存组合的发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华黄金文明成型的重要标志，中国的金玉辉映等黄金文明由此逐步迈向成熟，开启了中华文明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新阶段。书院街墓地发现的金器、海贝，体现了中商王朝远距离获取资源的能力，以及在中、西文明交流中具有的非凡活力，是商周考古的重要发现。M2出土的金覆面时代距今3400年，早于三星堆文化，是三星堆黄金面具文化的重要来源。这一发现为探讨巴蜀地区三星堆文明与中原商文明文化交流提供了崭新视角。

八、中心大墓M2出土的黄金绿松石牌形饰及玉戈、玉钺，是墓主人高等级身份地位的重要证明。玉戈、玉钺等玉礼器是商周以来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M2出土大玉戈长 72.5厘米，是郑州商都迄今所见最大者，凸显墓主人非同寻常的身份与地位。自距今8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以来，绿松石器尤其是大型绿松石器，始终是贵族墓葬的重要标志。黄金与绿松石结合组成的兽面形器，在盘龙城最高等级墓葬杨家湾M17也有类似的发现，是二里头文化以来以嵌片绿松石构成高等级礼器的延续，中心大墓所见黄金绿松石牌饰对于重新认识商时期高等级器用方式有重要意义。同时，M2发现的镶嵌绿松石青铜戈是青铜兵器最早的绿松石镶嵌，标志着绿松石镶嵌开启了向青铜容器和兵器装饰的新方向。

总之，书院街墓地边界与范围清晰，年代明确，这是中央王朝都城内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具有兆域性质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刷新了学界对郑州商都的新认识。墓地兆域结构完备、墓葬埋葬有序、祭祀类别分明、铜器组合丰富、黄金制品大发展、器类出现创新等，具有诸多礼制性的制度创新和填补商文化、黄金文化等相关文化空白的作用，具有重大的学术突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黄富成 顾万发 侯新佳 吴倩 姜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