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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博出版传媒

    煌煌《龙藏》——《乾隆版大藏经》的前世和新生

    发布时间:2019-08-21李子裔

    什么是大藏经

    “大藏经”是对佛教经典总集的一种称呼,又称“一切经”“藏经”,是集合收录各类佛教典籍的大丛书。编修大藏经这一传统,相传最早可追溯至古代印度:在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之后,诸弟子为了记录与传承佛祖的教法,同时统一信众对教义的认识与见解,将各种说法、论述进行集结,讨论并形成一种公认的内容见解,这便是大藏经的雏形。早期的大藏经,内容主要为经(诸佛菩萨的说法)、律(佛教徒的仪轨规则)、论(对教理的阐释)。后期,又将有关经律论之注释、疏解纳入其中,确定为四大部类。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各类经籍也陆续传入中原。但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大藏经主要以手抄本为主,直至北宋开宝年间,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雕版印刷的大藏经——《开宝藏》,自此历元、明、清三朝,雕版印刷大藏经不断涌现。大藏经的编修,主要作为国家工程出现,但也有寺院出资的民间私刻大藏经存在。一些历史上比较著名大藏经,例如宋《开宝藏》《思溪藏》《碛砂藏》等;元《普宁藏》等;明《洪武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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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版大藏经》(原版刷印本),【清】雍正帝敕修,724函,收经1669部,7168卷,文物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定价680万元 


    《龙藏》的由来及其不平凡的编修背景

    有清一代,民间寺院私刻大藏经的活动已经绝迹,但由政府出资,以国家工程的形式,编修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的官修大藏经——《乾隆版大藏经》。难能可贵的是,它的经版保存至今,成为我国唯一一部刷印经版尚存的大藏经。

    《乾隆版大藏经》,又名《清藏》,此外还有一个响亮的别名——《龙藏》。一部大藏经为何以“龙”冠名,历来说法不一。有说因其卷首牌记饰以龙纹,故名;有说因其成书、颁行于清乾隆朝,“龙”乃“隆”之谐音,《乾隆版大藏经》即成《龙藏》;有说皇帝乃真龙天子,名“龙”是历代对帝王敕修大藏经的一种敬称,其颁行时随藏附有《大清重刻龙藏汇记》,《龙藏》一名故脱胎于此。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龙藏》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巨著,工程浩大,旷日持久,其编修的背景又是如何呢?众所周知,清初几位帝王,笃信佛教。我们通过翻看雍正帝所撰《清世宗御制重刊藏经序》,似可找到答案。据雍正帝自己说:“我闲暇之余,研读与考据经文,发现前明所修《北藏》校订并不精审,错误太多。想《北藏》乃是敕命官修之作,尚且如是,《南藏》成色如何大概也就知道了。我中华之大藏经,岂可因简错字讹,疑了千万子民耳目。” (“朕敕几之暇游泳梵林,浓熏般若,因阅华严,知卷帙字句之间已失其旧爰命义。学详悉推究讹舛益出,乃知北藏板本刻於明代者,未经精校不足据依。夫以帝王之力泐成官本犹乃如是,则民间南藏益可知已。爰集宗教兼通之沙门在京师贤良寺,官给伊蒲晓夜校阅鸠工重刊,欲俾震旦所有三藏不至简错字讹疑人耳目。”——摘自《龙藏》卷首之《御制重刊藏经序》) 由此见,雍正帝编修大藏经,缘于想要纠正前朝大藏经之错讹,让这部《龙藏》成为中国历代大藏经中的权威,用现在的话说,叫“占领学术阵地制高点”。

    3 《龙藏》卷首的龙纹牌记_meitu_3.jpg

    《龙藏》卷首的龙纹牌记 

    雍正帝这么说,可明代的大藏经真的如他所言,错误多到担心会有“疑人耳目”的程度?作为皇帝,其中有无政治考量?让人这么联想,也并不是没有道理或没有线索可寻。当时,藏文已有《甘珠尔》《丹珠尔》修成,蒙文也有《甘珠尔》告竣。反观清王朝统治之下,汉族人口虽占绝大多数的,却没有一部当朝所修的汉文大藏经,实在说不过去。且大清定鼎中原,汉满蒙藏民众皆信奉佛教。四体同文,方显国力之盛。如果说政治考量,没有什么能比为广大汉族信众修一部有史以来最权威的大藏经,更能怀柔他们了。弘扬佛法为先,在此之下传达出皇帝的政治诉求,以此加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凝聚力,恐怕这即是雍正帝下决心编修《龙藏》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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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释范成记,叶恭绰书《修整清藏经库版架记》1.jpg6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释范成记,叶恭绰书《修整清藏经库版架记》2_meitu_8.jpg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释范成记,叶恭绰书《修整清藏经库版架记》 


    国家工程  鸿篇巨著

    既然“龙意”已决,事情自然就这么定下了。

    清雍正十一年(1733),规模浩大的《龙藏》编纂工作正式开始。国家工程,自然得雍正帝亲自挂帅,担任“编委会主编”。但军国要务繁重,总不能具体的修书工作也让皇帝亲自主持,于是“执行主编”应运而生。雍正帝敕命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主持编修工作。领导班子定了,就要招工和寻址办公了,于是又遴选王公大臣和高僧大德,算上二位亲王,整个“编委会”人数达133人;至于选址,就定在皇城东边的贤良寺(此寺今已不存,原址位于今东城区校尉小学周边,现仅有部分建筑存于该校内。该寺时任方丈超盛大和尚即是参与编修的高僧之一),在寺里设下了藏经馆,编修工作正式开始。这133人,在明《永乐北藏》的基础之上,校雠精益求精,一干就是三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龙藏》修成,文字校勘精准、绝少讹误。然天不假人,雍正帝没能看到这部巨著刊成,溘然长逝。雍正帝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为编修做了大量的前期组织、筹备工作,对《龙藏》日后刊成告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接力棒传到了乾隆帝手上。先皇留下的这一国家工程,初登大宝的乾隆帝自不敢有丝毫怠慢。《龙藏》虽已修成,但如何将这样一部巨著刊刻行世。乾隆帝面对这个问题,难度丝毫不逊于其父主持的修书工程。根据记载,当时从事刻字、刷印、折页、装订的各种工匠多达869人,其中光是刻字匠就有691人之多。此仅为人工,所需各种资材也是耗费巨大。

    我们可以看看《龙藏》的规模:全藏按千字文编号,从“天”至“机”,计724函,7240卷。收经1669部,7168卷。每版25行,折为5个半页,半页5行,行17字。始于雍正帝《清世宗御制重刊藏经序》,止于《御录经海一滴》。为了刷印这部规模浩大的《龙藏》,其所用的木雕经版达到了7万余块的惊人数量。曾有人做过统计,《龙藏》经版堆放一起,重约400吨,如果将这些经版头尾相接连成一线,可达120华里。而为了这部经典可以经久传世子孙永保,清政府对经版质量的要求更是令人瞠目:所有经版均选用整块的上等梨木,开裂、肿节或者拼接者一概不用。据记载,因为对经版材质要求如此之高,用时一年才采买到1万余块合格品,7万余块经版采办齐全,花去了清政府8万多两白银。如此不计成本之下,每块经版宽阔平整,版片厚重,为防止年久变形开裂,所有版片的四周均披麻上漆。时至今日,仍平整如初。

    至于刊刻,更是精益求精。仅刻字工匠即自全国征召了691人。当时,整个北京城中刻字匠人不过400余人,而且还有200余人被上谕馆、武英殿雇佣,京城中剩余的工匠根本不足以承担如此浩大的工程。这么大的人力亏空,让负责主持工程的庄亲王允禄犯了大愁。乾隆元年二月十七日,庄亲王上奏乾隆帝,陈述了当前刊刻工程遇到的困境,并提出了自己的计划:集全国良匠赴京,刊刻《龙藏》。招工的重任,则交给了江南三大织造(江宁织造、苏州织造与杭州织造),让三织造在南方延揽精工良匠赴京。由此,刻工人力亏空的问题,告以解决。全国名手赴京开雕,《龙藏》经版风貌可谓绝伦,书体刚健、刀法谨严、字体工整、如出一手,时至今日字口仍旧清晰。之后的印刷装潢,也是选料上乘、用工谨严,存世的清乾隆初印本,至今历近三百年,依然纸质洁白、墨色粲然。《龙藏》一书绝可称得上有清一代内府刻书的上乘佳刊。

    如此历时三年,直到清乾隆三年(1738)刊刻告竣,自开修至今,前后历时五年。乾隆四年(1739),乾隆帝敕印一百部颁与京内外各寺院。后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帝复命重印三部。《龙藏》在乾隆后各朝仅有几次重印记录,且印量稀少。随着清朝国力的下降,咸丰同治以降的重印工作都由印方自筹银两,再无大规模刷印工程。直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因南京中山陵筹建藏经楼,《龙藏》才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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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藏》经版


    二百八十一年:《龙藏》经版的流转、完璧与新生

    这七万余块《龙藏》经版,是我国目前存世的唯一一套大藏经经版。清乾隆三年《龙藏》刊成后,经版庋藏于内府武英殿内。后因请印不便,掌僧录司正印拈花寺达天住持移折内务府奏请乾隆帝,将经版迁至雍和宫旁的柏林寺保管,在内务府监督下由僧录司及柏林寺住持共负保护之责。光绪初年柏林寺住持昆峰募款制备板架一百副以便庋置,后监理稍疏,尘垢充塞。至民国初元,归内务部督同柏林寺保管;民国九年在叶恭绰的呼吁下,内务部重修经架,并制订了《颁经规章》八条、《印刷规章》十二条、《保管规则》八条;民国二十二年,拨归北平古物陈列所管理。1949年以后,柏林寺成为北京图书馆的书库。“文革”时期,《龙藏》经版虽渡过浩劫,但期间久疏管理,不但编目混乱,长期的浸水蒙尘、不科学存放,导致大量经版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1982年,在北京市文物局的抢救工程下,《龙藏》经版离开了同它渡过二百余年风风雨雨的柏林寺,被运往东城区智化寺做临时存藏。

    我国古代书籍在重刊之前,会将封存的雕版重新下架清点查验,将虫蠹、开裂、缺失等问题雕版重新修补为全帙,上墨刷印,让经年未动的老版重新吸足墨汁,晾干后再行封存,这本身也是维持雕版完整性并防止虫蠹、干裂的有效方法之一。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更好地服务学界研究,1987年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龙藏》经版被运至大兴韩营古籍印刷厂,由文物出版社主持工作,开始了保护性整理和重印工作,此为历史上《龙藏》的第三次重印。利用清代内府雕版重新整理和刷印古籍,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开先河的第一例,其中积累的经验,也为之后故宫博物院整理重印清内府《满文大藏经》《四体合璧大乘首楞严经》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参考。

    此次重印之后,经版就被移至房山云居寺存藏。1993年,经版再被搬迁,绝大部分运往十三陵做长期存藏,有两千余块经版被保留在云居寺。2009年,经北京市文物局批准,对《龙藏》经版开展保护工作。至此,《龙藏》经版自诞生以来第一次有了现代化专业库房,并补齐、修复了全部佚失及损坏的经版。自刊成至今281年,其间沧桑变化,《龙藏》经版留存至今,至为难得。

    说到《龙藏》经版的补齐过程,这里面还有颇为曲折的故事。乾隆初年《龙藏》刊成告竣,这数万块经版原本可像别的的雕版一样,在版架上“休息”去了。不想乾隆中期,文字狱大炽,即便在编修前已经作过严格筛选与审查,又冠以“敕修”“钦定”的《龙藏》经版,在这次浩劫中也未能幸免。乾隆帝因个人好恶,对收录于《龙藏》中的,涉及到“贰臣”钱谦益、“靖难之变”上位的明永乐帝、“牝鸡司晨”的女皇武则天,无论是序文还是典籍,陆陆续续,都被裁汰出局,而补入一些清代佛教图籍“填空”。这次禁毁,已刊印的成书无论内府存藏还是颁赐各地的均尽数撤出禁毁,连大内庋藏的经版也未能幸免,涉及的经版一律销毁。经此横祸,流传至今的《龙藏》已和最初时的面貌大为不同。也正是这么一折腾,乾隆帝为二百多年后今人补齐龙藏经版设下了巨大难题。

    虽然国内存藏有《龙藏》的公藏机构、寺院为数众多。但在其中寻找出一部当年的“漏网之鱼”谈何容易。对此,负责重修工作的专家小组先后走访了全国各处知名公藏机构和寺院,如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北京白塔寺、五台山塔院寺、沈阳慈恩寺等。天道酬勤,专家组终于在北京白塔寺访到了一部未遭删撤的初印本《龙藏》。

    为何当年在乾隆帝眼皮子底下的寺院里居然会藏着这样一部幸免于难的初印本《龙藏》?原来这部《龙藏》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世:它是当年《龙藏》修成告竣后,封存于白塔寺塔刹中用于装藏的。因此虽然刊行于市面上的龙藏都遭删撤,但这部装藏经则在塔中躲过一劫。它的幸存究竟是当时乾隆帝和经办人忘记了这一部的存在还是其他原因,不好随意推测,但是想来,即使知道这部经的存在,乾隆帝想必也不便再下令拆塔取藏,总之封在塔内不见天日,也就是了。但1976年的大地震,却让这部初印本《龙藏》重现于世。震后修缮白塔寺时,人们在塔刹中发现了这部初印本《龙藏》,几十年后,它又成为恢复《龙藏》初印本面貌重要的参考底本之一。

    但问题到此仍未解决。随着对这套初印本《龙藏》的整理,专家组发现,不少经卷因为经年堆放,且年深日久遭受雨雪浸透,已成书砖。缺失的内容还是没能完全补全。但专家组并未放弃,后在积极搜罗各方消息过程中,有一条线索指向了沈阳慈恩寺。专家组于是马不停蹄赶到了慈恩寺。经过观验,是初印本《龙藏》无疑,而且更为巧合的是,白塔寺藏本所缺内容,正好可由慈恩寺藏本补全。于是天不绝人,初印本《龙藏》风貌得以恢复。

    《龙藏》对于文物出版社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1987年文物出版社建社30周年时,主持了《龙藏》第三次重印工程;同时《龙藏》也是文物出版社至今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一部出版物。2018年,文物出版社步入建社后第61个年头,这一年也是《龙藏》刊成告竣后的第280年,文物出版社经过数年的工作,再将《龙藏》以乾隆年原刻经版重印,以飨学界。281年的沧海桑田,镌刻在一块块木板上的文字又一次在纸面上焕发新生,传承着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

    7 《龙藏》经版“安家”最久的一处保存地——柏林寺藏经楼_meitu_9.jpg

    《龙藏》经版“安家”最久的一处保存地——柏林寺藏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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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刊刷印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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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刊刷印所用工作台

    《中国文物报》2019年6月28日第5版

    编辑蔡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