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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保护

    乡村遗产的类型与特征——基于人地关系变迁的思考

    发布时间:2019-03-16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乡村遗产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当地居民通过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持续作用于一定的自然环境而形成,是人与自然持续互动的结果,也是研究乡村地区人地关系的可读文本,不仅包含了山体、水体、建筑、植被等有形要素,更蕴含了哲学观、生产技术、生活智慧等一切无形的人文要素。由于构成乡村遗产的各类要素往往差异极大,因此对于比较研究来说,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依据自然环境、文化族群这两个维度来进行分类是比较常见的手法。

    首先,从自然环境的特征来看,可以根据地质、地貌、气候、水文等因素的综合特征来分类——比如说,从地形来看,山地型、平原型一目了然;从地理位置来看,可以分为沙漠绿洲型、黄土高原型、滨海型等;当然还可以根据研究需求,从土壤、植被特征等更多的维度进行分类。这种分类的好处是可以超越族群文化,对相似的自然环境中孕育的生产技术进行横向比较。比如,在群山连绵、人多地少的区域会形成的大面积梯田景观,它们广泛分布于中国、日本、菲律宾等亚洲国家,不同的族群对于山地的利用方法具有共性的同时也存在差异。

    其次,从文化族群的角度看,一定的文化族群由一定的自然环境孕育,乡村的选址与构造、建筑形态、居民的信仰、习俗、语言、技艺等要素是某一族群的身份表征。即使在相同的自然环境中也会形成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比如,同在贵州山区,侗族、苗族、仡佬族村落的选址在地形上有所差异,且拥有不同的建筑特征。又比如在明清时期因躲避战乱而移民至贵州山区的汉族居民,虽然在生产方式上与少数民族无异,但却能够长期保持宗族文化与耕读文化传统。因此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区分不同的乡村遗产,就必须借助族群文化这一维度。

    由上可知,相似的生产方式可以跨越不同族群存在,同一自然环境也可孕育差异极大的乡村遗产。借用上述两个维度可以探究“在什么地方、由什么族群、通过什么方式、创造了什么样的乡村遗产”,这也是归纳乡村遗产核心价值的必要步骤。总体而言,这种人地关系的描述偏静态,它往往用以探讨某种恒定的文化模式下形成的、最典型的人地关系的价值。

    但通过大量实地调研发现,作为活态遗产的乡村,不仅其农业生产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乡村自身也会经历萌芽、发展、成熟、衰败、消亡的变迁。从唯物主义哲学观来看,运动是永恒的,万物皆有起点,也必将终结,因此对于“活态的”乡村遗产的认知,必须要在三维形态的基础上加上时间的维度——从“四维”的角度来理解乡村遗产,可以跨越自然与人文的差异性,寻找到比较研究的支点。

    简单来说,乡村遗产变迁的内核在于人地关系的变化。从历史上看,农业的产生促使人类定居,乡村聚落因管理周边农业生产的需要而形成,这种主要依靠自身物质生产的积累而形成的乡村遗产,其人地关系存在于较小的空间范围之内——人口规模受制于土地承载力,建筑营造以满足功能性需求为主。

    但并不是说自给自足是传统时代所有乡村的特征。生产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会刺激交换与消费的需求;同时,人口增长会加剧人地矛盾,从而促进乡村人口的流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乃至城镇的繁荣。另一方面,因宗族观念的影响,外出经商或务工的村民会将所赚取的钱财回馈乡里,修缮祖屋、祠堂、祖庙以求“光宗耀祖”,或修建豪华的宅院以备将来落叶归根、告老还乡。在这种模式下,与村民产生关系的土地,可能在遥远的外乡,甚至远在海外。因此村落中的物质积累可以远超土地承载力的限制,出现大量豪华、精美、受外来工艺影响的乡村建筑。作为盐商故里的古徽州、华侨故里的广东开平、福建泉州等地的乡村遗产便是例证。

    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村民普遍进入城镇就业或定居。总体而言农业生产对于村民经济收入的贡献进一步降低,村落中新建建筑可以满足现代居住要求但与传统建筑文化割裂、大片老宅外观和谐有序但空巢化现象成为常态;更有甚者,随着城市建成区的快速蔓延,靠近城区的传统村落会失去生产性用地,村落变成社区,村民变成市民,传统人地关系消亡殆尽。

    但传统人地关系的式微并不会绝对导致乡村活力的丧失。相反,随着近年来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乡村地区不再是信息洼地;因物流业的迅速发展,身居乡村也可享受便利的购物体验,物质资料可以来自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在某些适合发展旅游的乡村中,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正在回流;在远离都市、环境优美的传统村落中逐渐聚集了大量艺术家工作室——这些新的变化表明,随着村民的世代交替与外来资源的进入,乡村中的“人”正在逐步置换,人地关系正朝“深刻的全球化”方向质变,且这种变化超越了族群的差异,具有普遍性。

    需要认识到的是,乡村中人地关系的形成与变迁受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并不因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现有的保护政策可以固化有形的建筑外壳,但固化不了无形的人地关系,村民是乡村文化的主人,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鉴于乡村遗产的活态属性,在谈“保护”之前,需要从人地关系的特征来判断该乡村处于自身发展的哪个阶段——传统的人地关系是什么样的?是否濒于消亡?新的人地关系是什么状态?是否可以持续?

    从这个角度看,至少可以辨认三类典型的乡村遗产:第一、传统人地关系健康存续型——村落依靠传统的农、林、牧、副、渔业依然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村落中不一定能保留大片传统建筑,但可以满足年轻世代的现代化居住需求;第二、传统人地关系趋于衰亡型——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对于村民收入的贡献愈发降低,随着村民的流出,建筑的空置率不断升高,即使保留了大片传统建筑的外壳,也无法阻止全面衰退的发生。第三、新型人地关系初步建立型,其特征就是在传统村落格局与建筑外壳基本保留的情况下,依托新的产业建立了新的人地关系,但其可持续性需要用时间来检验。

    可以说,以上三种类型的特征是比较极端的,现实中的乡村遗产可能呈现出多种特征共存的状态——在主要表现出某种典型特征的同时,也正逐步向其他类型转变,绝非静态;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各种类型之间甚至可以互相转化。从时间的维度来看,乡村中人地关系的变迁是一个不断从量变到质变、又走向新的量变与新的质变的过程。因此,探讨乡村遗产的类型,需要站在某个时间点上来审视。

    同时,人地关系的多样性与动态性,决定了乡村遗产保护需要一个综合的、具有弹性的框架。比如说,在传统人地关系健康存续的村落中,由于时间证明其生产、生活方式不仅在历史上是可持续的,而且可以适应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或自我修复能力,因此,作为文化的主体,“人”的存续十分重要;要留住村民,就要在保护有价值的建成遗产的同时,提升基础设施,尊重村落中居住建筑的合理进化。此外,对于传统人地关系趋于衰亡的村落来说,村落中的自然要素依然具有生态价值,可以从生态修复的角度保护生产性用地,鼓励留守的村民改种养护成本较低的经济林木,尽量阻止抛荒;对村落中的建成遗产依据价值分类保护的同时,尽可能延长其存续的时间,为将来的活化利用留出空间。再者,对于新型人地关系初步建立的村落来说,要注重延续与提升传统人地关系中对于当代社会依然有价值的部分,使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模式,并面向未来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框架。

    总而言之,乡村遗产的保护不仅需要我们认知过去与现在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判断未来——其人地关系在未来的社会条件下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而我们应该如何从历史走向未来。

     (执笔:石鼎  杜晓帆)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