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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保护

    “玉礼中国——五帝时代玉器及其文化传统”学术研讨会综述

    发布时间:2019-03-01河南博物院

    五帝时代是指中国上古史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期,距今5000多年至距今4000多年,为夏王朝的前序,也是早期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时期。2019年1月17日至18日,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史前文化专业委员会、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和河南博物院联合主办“玉礼中国——五帝时代玉器及其文化传统”学术研讨会在河南郑州召开,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上海、山东、江苏、福建、河南、湖南、陕西、台湾等国内30多家博物馆、高校、科研院所的50多位玉器专家学者参加此次盛会。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徐光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副主任王震中,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史前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朱乃诚、河南博物院党委书记万捷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主持。

    0玉礼中国——五帝时代玉器及其文化传统学术研讨会》开幕式_meitu_27.jpg

    学术研讨会开幕式

    0学术研讨会开幕式_meitu_26.jpg

    学术研讨会开幕式

    徐光春在讲话中指出,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玉文化曾经发挥过开创文明、建设文明、发展文明、记载文明的重要作用,成为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文化力量。传承和弘扬玉文化,不仅要研究玉文化,系统深入地梳理好中华民族数千年传承和发展的文化内涵,还要结合新时代新特点新需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古老丰富的玉文化更好地为新时代发展服务,为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服务。今天我们要传承和弘扬玉文化,就要根据玉文化的本质特性和新时代发展需要,加紧培养和造就一支能把传统和创新结合起来的从事玉文化创作、生产、研究的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田凯在讲话中指出,玉文化体现出中华民族对礼、秩序和美的追求,今天玉文化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打造河南文化强省起着重大作用。万捷在致辞中指出,河南博物院是展示和传播中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文化重要阵地,目前河南博物院应把握历史机遇,为中原更加出彩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重要贡献。

    2019.1.17-18.河南省原书记徐光春在《玉礼中国——五帝时代玉器及其文化传统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1 牛爱红摄影_meitu_29.jpg

    徐光春

    中国炎黄文化学会副会长王震中开幕式上致辞_meitu_38.jpg

    王震中

    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开幕式上致辞_meitu_32.jpg

    田凯

    河南博物院党委书记万捷开幕式上致辞_meitu_30.jpg

    万捷

    会议学术讨论阶段,与会学者分别围绕“五帝时代玉器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三代至秦汉玉器与玉文化研究”“中国古代玉器制作工艺研究与玉料产地的探索”“玉礼与中华玉文化的传承研究”等四个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学术交流研讨,成果丰硕。此次会议首次提出“五帝时代玉器”概念,将中国古代玉器与玉文化研究与中国传统古史中的五帝时代联系起来。专家们认为五帝时代是中华民族玉文化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将玉统一为对礼、秩序和美好追求的重要文化符号,由此形成的玉文化成为中国文明核心价值观得以不断传承,历经五千多年直至影响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因此探索五帝时代玉器及玉文化传统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玉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探索中国文明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壹 五帝时代玉器考古新发现与研究

    玉器与早期中国考古一直是中国古玉研究领域的热点,以玉器为媒介,进而探讨相关考古学文化性质以及早期中国的社会形态是本次主题发言的重点。学者围绕早期中国中原玉器、周边地域玉器文化以及多地域间的文化交流等方面展开讨论。

    2019.1.17.马萧林院长主持《玉礼中国——五帝时代玉器及其文化传统学术研讨会》开幕式2 牛爱红摄影_meitu_28.jpg

    马萧林

    首都师范大学袁广阔教授做学术报告_meitu_34.jpg

    袁广阔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许宏研究员做学术报告_meitu_36.jpg

    许宏

    中原地区集中在仰韶晚期及龙山时期出玉遗址的讨论。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研究员在报告《灵宝西坡墓地再分析——兼谈西坡出土玉器相关问题》中,重新审视了西坡墓地13件玉钺的出土地域、摆放位置与使用方式,指出,西坡墓葬中随葬陶大口缸、玉钺等器物的现象,在河南省内仰韶文化晚期墓葬中仅见于此,这种葬俗在黄河中游的各考古学文化中无法找到,应是受到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考古学文化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袁广阔教授在《中原玉礼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东方因素》报告中指出,新石器时代东方玉器对中原的影响可分为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时期与新砦期文化三个阶段:仰韶文化晚期玉石器开始出现于汉水上游地区、伊洛流域、三门峡灵宝,但数量有限;第二阶段龙山文化时期以陶寺遗址出土玉器为代表,陶寺的斧钺琮璧等器形应受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而山东龙山文化影响中原的另一条路线是沿淮河上游颖沙河向西,目前发现的玉器仅见璇玑等;第三阶段新砦期文化以巩义花地嘴遗址玉器为代表,发现的牙璋也与山东龙山文化关系密切,新砦期进而影响到二里头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在《从牙璋等玉石器看石峁文化的下限》报告中通过对比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和四川三星堆出土的玉璋,指出,石峁文化出土的体量巨大、并装饰有浅刻弦纹和网格纹的牙璋与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至四期出土的4件牙璋文化接近,而采集于石峁遗址端刃呈“V”字形的牙璋年代应接近三星堆文化。进而可推论石峁文化的晚期发展可能延续到公元前1500年至前1400年。联系到石峁遗址最近出土的石雕作品,因此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石峁文化下限问题目前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湖南、环太湖平原也是此次讨论重点。湖南省博物馆喻燕姣研究员在《湖南出土新石器时代玉佩饰研究》报告中结合最新考古资料指出,湖南新石器玉石佩饰主要分布于汀、资、沅、灃四水或洞庭湖区域内,最早见于彭头山文化,以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时期为多,湖南早期玉器受长江下游影响,到石家河文化时期,也受到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说明当时各种文化之间融合交流频繁。南京博物院田名利研究员以《分合式玉璜和分合式玉器》为题指出,黄河中上游地区龙山时代前后出现的联环形玉器与长江下游及海岱地区的分合式玉环和其他玉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显示了这两个地域存在着大范围跨越时空的文化交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曹芳芳在《龙山时代环太湖地区玉器与用玉传统的嬗变》中指出,龙山时代环太湖地区中良渚文化虽已衰落,但仍是无可争议的用玉魁首,良渚晚期玉器依然是墓葬等级划分和墓主身份的重要标尺。良渚之后,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时期进入本地龙山时代的中期和晚期,至此,该地区的用玉传统已经崩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闫付海以《瑶山、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及相关问题研究》为题,讨论瑶山墓地和反山墓地玉器演变序列。


    贰 三代至秦汉玉器及玉文化研究


    三代玉器研究比较集中于重要遗址、墓葬研究和出土玉礼器及佩饰器物研究。

    重要遗址和墓葬用玉讨论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研究员在《玉礼器与二里头王朝的诞生》报告中指出,二里头文化玉礼器目前仅发现于都城性二里头遗址、第一等级的贵族墓葬里。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贵族似更偏重于使用绿松石镶嵌制品来代表等级;三至四期时,逐渐转向以铜器和玉礼器共同代表等级地位,总体上逐渐形成了以墓葬规模、随葬品的材质和数量来代表等级地位的礼制,玉礼器群在礼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物质象征。二里头式牙璋和嵌松石铜牌饰在中国及周边大范围的扩散,反映了二里头的国家文化、政治制度的影响力,也是最早中国世界秩序的反映。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副所长刘群在《驻马店正阳闰楼商代墓地出土玉器发现与研究》报告中介绍了新近在河南驻马店正阳闰楼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的一批玉佩饰、礼器及饰品器件。闰楼商代墓地的绝对年代相当于殷商武丁至文丁时期,这批玉器的发现为探讨晚商各方国或族邑的用玉及玉料来源增添了新的材料。台南艺术大学黄翠梅教授的《从草原到中原——西周囗国贵族身体饰品的发展及其多元内涵》,以  国贵族墓葬出土的身饰品,尤其是青铜佩饰以及红玛瑙珠和玉璜等玉石饰品为例,探讨西周诸侯间文化交流的模式和轨迹。在先周至西周初期,纸坊头和竹园沟墓地中既普遍出土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色的小型青铜饰品,也开始出现齐家文化素面扇形玉璜和红玛瑙及绿松石等珠管等搭配组成的多彩珠管玉璜项饰。西周中期早段的穆王时期,茹家庄国君和夫人墓葬中小型青铜饰品的数量和种类锐减,西周中期以后  国贵族对于姬周文化及其礼制传统加深。此外,上海博物馆褚馨研究员在《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洛阳金村玉器新认识》报告中梳理了洛阳金村古玉的流传、保存、收藏与研究历史,重新讨论了金村玉器在两周玉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台湾南华大学江美英助理教授以《河南地区东周时期玉文化探索》为题,探讨河南地区东周时期墓葬出土玉器及海峡两岸收藏的河南东周玉器。

    三代动物形玉器及玉礼器仍是讨论的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研究员的报告《夏商时期玉虎的渊源与流变》,认为夏商时期玉虎经历了石家河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商代中期、商代晚期前段、商代晚期后段等几个发展阶段的发展;夏商时期玉虎的渊源大概是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早中段;石家河文化晚期玉虎的出现并非是承袭凌家滩文化,而是在石家河文化晚期自行发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夏商时期玉虎的流变主要向两个方面演化:一方面是在商代晚期前段由玉虎演化出玉龙,并且向西周玉龙演化;另一方面是直接向西周时期玉虎演化。玉虎在西周时期的这些演化特点,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一种用玉时尚正在发生转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李京震博士的报告《试论商周时期玉鱼的形态与功用》中,将商周玉鱼的功用分为装饰、丧葬和工具三类:装饰类玉鱼用作头饰的饰发器和束发器,以及项饰或组佩的组件;丧葬类玉鱼多用作玉覆面、玉琀、玉握、足端敛玉和棺饰用玉;工具类玉鱼主要用作刻刀、觹及耳勺。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王竑副研究员在《金文所见西周礼仪用圭现象观察》的报告中以五年琱生簋等器为例,就青铜铭文中所见用圭之礼,提出不同的玉圭在周礼中角色不同的观点。

    秦汉时期的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对服饰、容器类器物及雕刻艺术研究。徐州博物馆李银德研究员的报告《王侯的威仪——以汉代玉牌贝带为中心》指出,汉代高等级贵族使用的缀玉贝玉牌式腰带扣由玉牌式带扣(头)和缝缀玉贝组成,年代最早出现于西汉早期后段,从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简化的单件玉牌式带扣,并延用至整个东汉时期。南京博物院左骏副研究员以《杯·觞——东周至秦汉玉高足杯的源与流》为题,重新梳理了东周至秦汉流行的一类直筒、深腹、高足的玉杯具的盛行区域及扩散路径,并从文献、图像遗存中探讨其名谓、功用及象征性。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刘云辉的《汉代圆雕玉器艺术成就之我见》则主要对汉代人物和动物两类圆雕玉器艺术特点加以讨论。


    叁 中国古代玉料产地与玉器制作工艺研究


    近年对玉料产地及玉器制作工艺的研究成为现代古玉研究的重要方向。目前此项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国内大学及相关科研机构,重点以出土古代玉器为研究对象,探索早期玉料产地及制作工艺。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丘志力教授的报告《中国新石器晚期—夏商闪石质及蛇纹石质玉料供应体系刍见》以地质学为切入点,将中国古代玉料来源以坐标象限的方法,划分为华北、华南、华西和华东四个不同的区域,为我们初步搭建起早期中国的玉料供应体系框架。江西省地矿局实验测试中心曾卫胜在报告《论中原地区史前至商代玉器材料及文化特征》中认为玉器材料与来源的多样性,是中原地区史前至商代玉器的重要特点,其中,商品交换属性的体现具有特别的文化价值。泰山学院杨炯副教授以《山东大汶口遗址部分出土古玉的无损检测及新发现》为题,确认山东大汶口遗址出土部分蛇纹石玉取材于泰山玉。故宫博物院徐琳研究员以《中国古代玉料来源的多元一体化进程》为题,论述了自新石器时代玉料来源以就地就近取材为主,透闪石料来源多元化;商周玉料来源依然保持多元化,直至西汉和田玉大量进入中原;隋唐时期和田玉占据统治地位,其他透闪石玉种逐步退出,最终完成了中国古代玉料来源的多元一体化进程。复旦大学王荣副教授在报告《中国早期高硬度玉器的发现与思考——以殷墟石榴石玉兔为例》中通过对殷墟一件石榴石质地的兔雕进行材质分析及相关模拟实验,将石榴石(钙铝榴石)的使用提前至商代晚期。


    肆 玉礼与中华玉文化的传承研究


    玉礼与中华玉文化一直是玉器领域内研究的常青树,学术热点经久而不衰。此次主题更侧重玉礼的核心内质及文化传承的探讨。

    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苹研究员以《“六器”探索与“琮”的思辨》为题指出,从考古资料看,《周礼》所载“六器”中“圭、璧、璋”三者取自周族礼制;“琮”取自周文化对远古玉琮文化的复兴;“琥、璜”取自南方楚文化圈。其中“琮”自庙底沟文化一直传至明清,这是中国一脉相承数千年的“天体崇拜”信仰和“璧琮组配”的礼制反映。山东大学王青教授的报告《象形与转喻:早期中国玉礼器创作的重要法则》,以大量实例说明早期中国玉礼器创作中以巫术和模仿的原始思维方式为基础,运用象形和转喻手法,创作出装饰各种神灵形象的玉器,赋予其通神的法力,成为名副其实的玉礼器。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张得水研究员则是以《玉礼中国——京豫陕晋冀五省市玉器精品展策划思路与逻辑》为题,阐述《玉礼中国》展览策划思路,以“山川灵蕴”“敬天法”“君子爱玉”三个“玉之美”的层次为线索,充分论证了作为华夏礼制文化发展核心地区的中原,在玉礼文化发展上也表现出鲜明的连续性和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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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淑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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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学王青教授做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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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得水

    在闭幕式上,台湾学者邓淑苹女士回顾半个世纪中国古玉学术史和学术会议召开情况,并对此次会议进行学术总结。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在闭幕式讲话中指出,本次研讨会主题鲜明,紧扣学术前沿,不少研究具有指导性与启发性,是近年来国内举办的玉器及玉文化会议中成果颇丰的一次学术盛会。目前玉器相关研究领域人才辈出,队伍建设完备,相信今后势必会极大推动中国古代玉器及其文化传统研究走向深入。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