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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手稿辨伪

    发布时间:2019-02-19瓜 瓞

    最近,笔者见到胡适《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以下简称“两本”)书稿八页,是稿书于紫蓝色半页明十一行,版式双框书口单鱼尾连史纸笺,全稿共八页,未装订,在末页用回型针别有墨书(毛笔)“中华书局。胡适手稿,原作(北大)”(图一)。之外还钤有“055”编码标签一纸(图一)。鉴辨所见是稿的笺纸、标签(纸质),应俱系旧物无疑,而书于旧笺上的墨迹颇难判断其书写年代。再以标签中的内容可知,该胡适手稿应该是作者时任职“北大”,即北京大学期间所作。那么,这件手稿识真辨伪到底如何呢?在此把考得的事实依据分述如下。

    图一_meitu_33.jpg

    有关胡适与《水经注》版本研究

    当代学术界对胡适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他后半生几乎倾全力研究的《水经注》成果,议论颇多。有不少学者撰文著说,如陈侃章在《关于胡适〈水经注〉研究的对话》中认为胡适“用了将近二十年的功夫,对于所谓,‘戴震偷赵一清,赵戴皆偷全祖望之说’进行了全面的考证;胡适对《水经注》的研究,其发轫当在二十年代之初,但全力以赴投入,大概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九四三年,自此直至一九六二年他去世。其研究成果全部反映在台湾一九六六年开始发行的《胡适手稿》上,共十集,但后四集与《水经注》无关。前六集分上中下三册,共十八册。这十八册内容当然是十分浩瀚的,然概括地说,主要是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赵戴《水经注》案的重审;第二部分是全祖望校本《水经注》的考证;第三部分是《水经注》版本的研究。”。对此可从耿云志著《胡适年谱(修订本)》(简称“胡谱”):“一九二四年,4月17日,写信给王国维,闻有近论戴东原水经注释的文章,恳其在《国学季刊》发表。信中说:‘季刊此次出东原专号,意在为公平的评判,不在一味谀扬。闻尊文颇讥弹东原,同人决不忌讳。’”便堪为这方面的佐证。鉴于本文题旨,在此仅就其中的“第三部分是《水经注》版本的研究”相关情况作些考察。

    按胡适《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这一标题,便可知该文内容应是以考订版本着手,即从其所见《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两种版本,即:一、北京大学藏李氏旧本;二、至德周暹先生藏本。通过对比来辨其异同,究其原因。对此具体内容,因限于本文题旨和篇幅,在此从略。以下仅就胡适写作该文的背景先略作探究和说明。

    据“胡谱”:“一九四八年,8月7日,写信给周一良,对以北大房荒未能邀其早来,颇为遗憾。对其父周叔弢先生赠送戴东原的《水经》一书,十分感谢。告近来写成《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详举两本异同,拟便中送贤乔梓审定。”其中的周暹,即周一良之父周叔弢。再提到的“告近来写成《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也就是本文考辨的对象,即胡适《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手稿。从中可知胡适在与周一良通信之前,他所作“两本”已经完成。

    再据“胡谱”:“一九四八年,是年较重要的著述还有:(笔者按:记录是年著述多达47件,内容大都均有关《水经注》研究,不具录)《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7月23日作)”然而,按笔者所见“两本”在文末署名后纪年却为“(民国)卅七、七、十”,其中相差23天。


    胡适手稿书写工具考察及字迹比较

    作为现代大学者的胡适,在他一生留下的大量文稿(含书信)中既有用毛笔书写,又有用硬笔(钢笔,铅笔,和类似于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彩色水笔,其笔尖系用松软的泡沫塑料制成,笔芯亦然,可蓄水,使用方便胜于蘸水笔,在此权且称它为“水笔”)书写。由于使用工具不同,才使得出自同一人之手的字迹也就不尽相同。因此,笔者对所见两本作了较为仔细的比较(与毛笔)后,认为两本的书写工具都应该是“水笔”,而非毛笔。认识了这些,在对两本字迹的鉴辨就必须寻找可靠的胡适“水笔”作品来作为“范本”,用以识真辨伪。

    为此,笔者查检了由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简称“胡稿”),见在一至四册均为“水经注考证稿”,其中未见收有《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一文。在第四册中见有《记朱逷先家钞〈水经注〉》(简称“家钞”本)文前有札记八页,前七页均书于素笺上,末一页书于单框书口白单鱼尾每半页十行笺上,正文则均书于十行廿字直行格稿笺上,即胡氏“水经注考证稿”用笺大都用此稿笺。在“胡稿”第二册,共收录“水经注考证稿”十二篇,其中第一篇即“家钞”本,该文作于1948年8月12日,与所考“两本”为同年,而且亦用“水笔”书写,遂为笔者选为鉴别的“范本”。

    笔者在对两本的字迹比较中发现,“两本”的字迹与“家钞”本大相径庭,主要表现在前者书写用笔柔弱轻飘,字迹潦草软弱(图二),而后者书字相对规整有力(图三),由此可知该两本的作者绝无可能出自同一作者同年所书。

    图二_meitu_36.jpg


    图二  “两本”1948年7月10日手迹    

    图三_meitu_37.jpg

    图三“家钞1948年8月12日手迹

    笔者为在鉴辨中获得更有说服力的依据,就取“两本”、“家钞”两本中均有的“段玉裁”三字,借助当代科技将它放大后再作比较,结果与前述比较的结论完全一致,而且还发现“两本”中的“段”字的右“殳”书写得尤其变形。(见图四1、2)通过对字迹的比较基本上可以断定“两本”绝非为现代大学者胡适之手迹。

    未命名_meitu_0_meitu_34.jpg

    图四1.“两本“段玉裁” 图四2.“家钞”本“段玉裁”

    而且在“图四1、2”中“段玉裁”三字的左旁“两本”画的是波纹线,而“家钞”本则画的是直线。这一差异看似细微而其对于本次识真辨伪的作用重大,堪称是辨伪的铁证。众所周知在民国时期大都以直行书写,又当时行文尚无如今的标点符号,在文稿书字左旁画的直线标注为人名、年号、地名等,而波纹线则标注为书名。而“段玉裁”乃清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两本”的作者竟然在其姓名旁画了波纹线,而且“两本”在全文中仅有一处画直线,其余近五十处均作波纹线,连“北大”“哈佛大学”“乾隆”等等都成为书名,才使该文如同著述编目。鉴此就有理由证明“两本”实非代抄本,而是当代造假人利用旧书笺来伪造名人手迹的产物。

    有关伪迹造假的“底本”及所钤“胡适之玺”印章

    通过上述对“两本”与“家钞”本字迹的比较,和“两本”中滥用的书引号,便可以断言“两本”是伪迹无疑。有关其造假的“底本”,笔者在《胡适全集》(15册)中见到了《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在该文标题上注有编者写的按语:“本文1948年7月23日写成,在送顾廷龙先生征求意见并录副后(刊1979年《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作者又用红笔对原稿再作修改,除了增删了一些字句,还补充了几段文字。收入1966年台北胡适纪念馆影印的《胡适手稿》第一集上册。录副稿从略,这里录用的是修改稿。——编者”由此可知造假者要寻觅到“底本”(如刊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4月版《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自P170起,至P184)并非难事,再说收录在《胡适全集》中的《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全文从P306至P417,粗略估计全文在五千字以上,而笔者把伪迹“两本”八页中的文字与《胡适全集》本对照,每页中文字均有脱漏,如第二页中在引《戴震年谱》文字中竟脱漏百余字。而且伪迹“两本”至《胡适全集》本P402的中段便戛然而止。全文约在1500字内,古籍版本考证类文稿如此简短,堪称难得。还竟然煞有介事地在文末作者署名、纪年后钤了方“胡适之玺”的印章(图五1),此实亦是伪造名人手迹惯用的伎俩。那么伪造“胡适之玺”的“底本”又从何而来?对此笔者从《胭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中就有胡适题识和加钤的“胡适之玺”(图五2),只要将它与伪造的“胡适之玺”作一比较也就真相大白了。至此真是应了俗语“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况且“两本”的造假人实是个腹笥简陋的作手。

    微信截图_20190218173707_meitu_1_meitu_35.jpg

    图五  1.伪迹上的钤印  

    另外,就在笔者撰述本稿时,偶然在网络上发现一件“百度贴吧”标为“胡适《水经注》手札一本约40页后附胡适水笔便签一页”并附有相关书影和“北京大学档案(袋)”。对此笔者浏览后认为该“胡适《水经注》手札”同上述伪迹的作伪手法如出一辙,如其中除了把如“戴震、郦氏、北大、乾隆”等等都视作书名之外,在末页竟然写作“水经注先校勘于此。一九五七、七月廿三胡适”(笔者按: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7月版耿云志《胡适评传·第一章》中记述:“胡适于1949年4月2日到旧金山,27日到纽约,在他原住过的第81街104号公寓里安顿下来,从此一直到1958年他回台湾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鉴此,对于这件伪作中的其他谬误也就毋须再作例举了。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