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信息网
中国文物报社 主办
  • 综合新闻
  • 图片新闻
  • 行业动态
  • 展览资讯
  • 公告
  • 工作研究
  • 文物考古
  • 博物馆
  • 遗产保护
  • 收藏鉴赏
  • 文博副刊
  • 文博出版传媒
  • 文博技术产品
  • 法律法规
  • 中国世界遗产
  • 历史文化名城
  • 历史文化名镇(村)
  •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中国博物馆名录
  • 十大陈列展览
  • 十大考古新发现
  • 先进集体与先进工作者
  • 十佳图书
  • 十佳文博技术产品
  • 2017年专题
  • 2016年专题
  • 2015年专题
  • 您所在的位置:主页 > 专栏专刊 > 文物考古

    文物考古

    三峡归来是洞庭

    ——我所亲历的考古岁月

    发布时间:2018-09-07 郭伟民

    中堡岛上的两次考古

    1985年秋天,我第一次踏上湖北宜昌三峡中堡岛,那一年,我21岁。中堡岛秋天的景象,绿丛中透出金黄,正是橘子成长、成熟的季节。我们南京大学83级考古专业15名学生来此地实习。这一年,俞伟超先生出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并担任三峡建设委员会文物保护组组长。我们到达时,他已经带领国家田野考古领队班的一批学员在此发掘了一个多月。我们学生所开的探方,紧邻着前面开方的位置。在领队班学员和老师的指导下布方,学会了“半米桩”布方。这种布设探方的“半米桩”是指拉线的木桩并不打在关键柱的四个角上,而是打在关键柱距角半米的位置,桩头尽量入地。这样的半米桩在发掘过程中很实用,一是保证了探方西南角坐标基点的准确性,二是方便铲边。从那以后,我每次主持的发掘,都按半米桩布方,但看后来不少考古工地,似乎都无此规,木桩贴着探方角打,探方挖下去之后,下半截木桩就露了出来,呈现摇摇欲坠的样子。

    城头山遗址航拍_meitu_22.jpg

    那一次发掘,我相邻的探方负责人是作为历博考古队员参与发掘的王晓田老师,因此有机会向他学习。中堡岛遗址地层堆积相当丰富,现象也挺复杂,红烧土堆积几乎遍布整个遗址,主要为新石器时代所遗留,其上则叠压着商周时期遗存。当商周地层发掘完之后,进入新石器地层几乎都遇到了红烧土堆积,占满整个探方。遇到此类情况,我们都不知所从,每天用小铲和竹签、毛刷剔红烧土上的泥,一天又一天,深不见底。听带队实习老师说,红烧土是房子,通过仔细清理,是可以在红烧土中找到房子的。可是,不管我们如何认真仔细,仍然没有找到房子。而邻方王晓田老师将红烧土表面清理照相绘图之后,就开始以解剖的方式将红烧土挖除,我们大吃一惊:王老师把房子挖掉了!后来,俞伟超先生带领考古领队班的学员专门就红烧土发掘方法召开了现场讨论会,并对中堡岛这类存在坡状堆积甚至倒装地层的遗址的发掘,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我们听了,似懂非懂,感觉如坠五里雾中,但俞先生有一句话至今还未敢忘却:谁也不敢说,自己的田野发掘技术已经过关了。

    现在看来,这句话非常正确,考古是探索未知领域的学科,永远存在着不可知性,地下遗存因为各种原因变得支离破碎,要读懂那本“无字地书”很不容易,谁敢说自己的田野发掘技术已经过关了呢?

    作为学生,第一次考古实习就能够碰到这么重要的遗址,乃是考古人生中的幸事。

    机缘巧合,1993年秋,我作为国家文物局第七批田野考古领队三峡班学员,又一次踏上了中堡岛,这次领队班的教官,竟是当年的王晓田老师!这一次培训的16名学员,均来自长江流域及南方省份,是国家文物局特意为培养三峡建设大规模抢救性考古发掘的需求而开办的。与此同时,在郑州,第七期考古领队西山班也在开办。第七期考古领队班这一南一北两个班同期开办,在国家田野考古领队(项目负责人)培训班的历史上,独此一次,别无分店。

    中堡岛上的两次考古,完成了我考古人生的两次蜕变,第一次是入了考古的门,第二次是坚定了考古的路。这两次考古,都与国家最大的基础建设工程——三峡工程紧密相关。1985年的中堡岛是一片橘园,1993年的中堡岛已经处在坝址建设的开工前夕,重型机械密集排列,附属工程建设热火朝天。1993年11月底,中堡岛考古发掘结束,三峡工程建设如期开工。此后,三峡班的大部分学员,都成了三峡工程抢救性考古发掘的主力军,前前后后在三峡地区奋斗了二十多年。如今,仍有一些学员在三峡地区从事着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


    来来往往城头山

    城头山遗址位于洞庭湖西北岸的澧阳平原,于1979年发现。1980年俞伟超先生到现场踏查,根据城墙断面出土遗物判断该城的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时期。1991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西南城墙进行解剖,从地层关系上证实该城始建于屈家岭文化,这个发现的意义非常重大,它是长江流域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新发现这样一座史前城址,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激励着湖南考古人进一步探索新的领域。于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了城头山遗址的考古工作,这一工作自1991年以来,一直连续开展了12年之久,其发掘规模之大,影响之巨,在湖南考古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最初的几年,主要是围绕城的基本轮廓、文化堆积和城内布局开展的,1993年的工作主要是在整个城内开设十字探沟。我于中堡岛工地结束后也来到工地,负责了两条探沟的发掘。这一工作有重要收获,对城内文化内涵有了大体了解,初步掌握了大溪文化到石家河文化各阶段性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也了解了城内某些空间的功能性布局,如生活居住区、墓葬区、作坊区的相关位置。这样的工作,为规划下一步正式的考古发掘提供了重要参考。

    1994年10—12月是城头山遗址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发掘主要在已经确认的墓葬区、居住建筑区、手工作坊区、南城门等重要遗迹点开展,发掘面积达1545平方米。这一年的发掘,在技术方法上有了突破,一改过去的探方留隔梁法,而是采取打隔梁与分层发掘同步进行,基本保证发掘区的各探方在同一层面开放式揭露,这种大面积的敞开发掘对考古发掘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技术上要更加认真细致地划分层位,辨认土质土色。更加严谨地记录和测绘,以保证每一个探方的发掘既能按照5×5㎡记录、收集信息。又要进行跨探方判断、划分、测绘、记录各种堆积单元的形态和特征,并按探方和发掘区作出堆积单位的系络图。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对城头山各个空间区域的布局结构和功能有了清楚的了解,还获取了大量的田野资料,为建立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的详细编年提供了基础。

    1995—1997三年的主要工作是为了进一步解决城头山始建年代和大溪文化遗存性质问题。由此,对西南城墙再次解剖,从护城河到城内全贯通,从而确认城头山西南城墙始建于大溪文化一期晚段,其年代不晚于距今6000年。大溪文化时期城东有墓地、祭坛、祭祀坑、水稻田。此外,还在大溪文化遗存之下,发现了汤家岗文化遗存。

    1998—2000年连续三年发掘,是中日合作澧阳平原环境考古研究的一部分。98年秋天的发掘,有三个发掘区,与我们合作的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简称日文研)”带来了小飞机,第一次通过遥控飞机拍下了城头山发掘工地和城头山城址的完整照片,这是目前最为清晰的城头山遗址原始地貌航拍照片,尤为珍贵。日方不仅带来了先进的设备,也带来了不少新理念,澧阳平原环境考古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开展起来的。较为成功的课题有城头山动植物遗存研究、城头山及其周边区域的水系和微地形研究、城头山遗址昆虫和寄生虫研究。这样的国际合作,对于提高我们的学术视野,扩展我们的研究领域是大有裨益的。

    2001年城头山遗址在东北城墙和南城墙进行发掘,本人负责东北城墙,这次发掘收获表明,城头山一期城墙的始筑年代在大溪文化一期早段,年代为距今6300年。另外,城墙之下还叠压着汤家岗文化时期壕沟。

    这些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城头山遗址的内涵,为进一步认识该遗址的文化价值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城头山遗址的考古两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殊荣。城头山遗址也因此成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十二五”、“十三五”大遗址保护项目,全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目前,因考古而声名远扬的城头山遗址正在实施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并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城头山遗址的考古发掘,见证了我国考古事业的阶段性变化,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首先,从学术目的而言,最初的工作只是想了解这个城的年代,以及城内布局和文化特征,并没有想到要从聚落形态研究的角度开展相关工作。后来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意识到原来的工作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按照聚落考古的理念在城头山周围及澧阳平原做了一些补充性调查和发掘,并开展了环境考古学研究。这样的工作结果具有较强的学术目的性,因此也取得了重要成果,澧阳平原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研究还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课题。最近几年来,城头山遗址仍然还在进行一些考古作业,如护城河发掘和测绘,西城墙外凸台、南护城河外及道路、西南护城河外土台遗迹的发掘,周边聚落调查,等等。这是立足于聚落考古做复原古代社会的工作,是学术理念上的突破。如果说学术理念和学术目的的变化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进步,那么城头山考古就是这一进步的实践和见证。其次,从考古发掘技术方法而言,1990年代,田野考古发掘所使用的工具和设备还很落后,发掘工具是手铲、锄头和铁锹,测绘工具是罗盘、皮尺和平板仪,拍照则要搭梯子,或者使用气球。进入新世纪以后,设备更新速度加快,从传统设备向数码设备的更替,似乎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现在的测绘仪器包括了全站仪、RTK、无人机,田野记录实现全数字化、云存储,湖南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也在加快建设。在发掘过程中,操作的精细化和信息提取的多维度,也是技术方法上的突破。注重最小堆积单元的划分、堆积单元界面的辨认、埋藏环境研究、遗物遗迹的context分析、发掘现场信息采集和检测。学术理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从陶质陶色描述到元素成分分析,从单个遗址的发掘到整个区域的系统调查和研究,从陶器分类排队的谱系研究到聚落形态、人地关系、生计模式、社会组织的研究,等等,其基本目的是为了更加科学、真实、客观地获得考古信息资料,并通过这些资料更好地为认识古代社会服务。

    城头山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一扇窗口,打开了认识湖南史前社会的希望之门。从城头山的考古发掘到遗产保护,我们的考古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获得了发展。我所老所长何介钧是湖南史前考古的开创者,也是城头山考古的主导者。我所60后一代考古人的成长也都与以城头山为代表的洞庭湖区澧阳平原考古工作有着极大关联。就个人而言,自从坚定了考古这条路,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澧阳平原度过的,城头山遗址连续12年的考古发掘,我参加了7年。其他在澧阳平原开展的工作,也与城头山遗址有密切的联系。从考古发掘到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我都能有幸参与其中。与一座有着6000年历史的城址相比,每个人的生命都微不足道,个人的贡献也不足挂齿,但对于我,却是在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代,见证了我国考古事业发展和壮大,见证了一个尘封数千年的遗址复活,见证了共和国发展历程的峥嵘岁月。

    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作者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