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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九天 下九泉

    ​ 简评黄景春《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

    发布时间:2018-09-04 罗家湘

    日前得上海大学黄景春教授惠赐大著《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以买地券、镇墓文、衣物疏为主》,清雅的装帧和丰实的内容,都给人美好的享受。我对宗教与殡葬相关话题颇有兴趣,手头主持的项目也与丧葬有关。拜读黄著之后,感觉这个“上九天,下九泉”的题目,关联着我对学术研究系统性、根源性和发力点三个焦虑的思考。这三个焦虑,在年前我发表的一篇小文《古典文学“第四代”学人的学术探索———以徐正英及其<先唐文学与文学思想考论>为中心》中已有所提及,现在我愿意就这一话题做进一步的展开。

    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jpg

    学术研究需要精准的发力点,黄景春教授应是基于浓厚的文化情怀,来寻找学术研究发力点的。据我的观察,黄教授一直以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保护抱有极大热情,并倾注了很多心血。早在十多年前,黄教授对于相关文化记忆的当代孑遗及保护问题便已有成果发表。当下随着我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趋向的增强,文化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同质化的走向。无论主动与否,这一潮流作为一种动力,裹挟着我国,尤其是传统社会,经历着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转型,而这无疑也推动我国对原有文化结构的调整,甚至面临新的文化选择。对中国基于传统农业文明的殡葬文化,尤其是随葬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等主浪潮下,所受冲击甚剧。建国后反复发生的平坟事件就是两种文化在殡葬领域相互冲突的反映。这一宏大的时代背景,为文化工作者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黄著以恬淡的笔法做出了自己的回应。黄教授在叙述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留存方式的同时,对于这一文化记忆的存续现状在字里行间表达了一个文化工作者的担忧,这种担忧尤其体现于大著第十五章中,这部分内容的写作基础,恰恰是他对大江南北各地买地券、镇墓文制作和使用现状进行实地考察后所得资料。例如书中第610页以表格的形式,对陕北晋西风水先生书写买地券、镇墓文情况进行统计,从业者的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情况等,体现从业者的社会边缘性、后继乏人等尴尬局面。这一点,我国著名的道教及文化研究专家刘仲宇先生也有敏锐的觉察,他认为“那些古代的传统,一直延伸到现今,只是使用群体有所缩小,也有所演变。从新见材料中出现大量错别字看,其水准又在降低。是不是会慢慢消失,可能还在不可知之数。”(见黄书刘仲宇《序》)由此,与之相关的文化记忆抢救性整理与研究,便显示出其独特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黄著以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为研究对象,并将之落实到买地券、镇墓文、衣物疏等具体文本,便是一个较为精准的发力点。文书研究一般是文章学的主场,可以包括创制、传播、消费以及文学美学价值等的研究,作者则以较为宏阔的视野,从随葬文书这一主体的特殊性,另辟蹊径,从中找到了民间信仰、宗教融合与稳定传承等宗教史脉络、“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礼制、鬼神信仰习俗及其转变为更重视风水的历程等民俗学意义,找到保留古代民间口语的原生形态,表明新字体、新书体源自民间书写活动的语言文字学价值。

    研究一个题目,对于论题所涉材料范围的广狭、学术界对该论题所发掘的深度、论题本身所包含内容的丰富性及其与相关论题的关系等都需要做到心中有数。黄景春教授此部大著,据其博士生导师詹鄞鑫教授的介绍,历时15年时间,可谓“十年磨一剑”,从内容上说也由当年博士论文重在买地券、镇墓文、衣物疏的文献整理,而现在主要是对宗教性随葬文书的相关问题研究和历时演进的脉络考察,从而实现了文献训诂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综合。这种多学科长期积累的综合性研究,显示出作者对中国随葬文书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了然于胸。作者能做到这一点,应该与他的学术根源性焦虑——源于所习惯的因果关系探求有关。即作者在学术研究中,强调因果关系的分析,力图为历史发展找出符合逻辑的顺序。如书中上篇讨论宗教性随葬文书的一般理论问题,如基本概念、相关宗教观念、冥间神祇,其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进行了根源性的追溯,既有中国古人对死亡的理解和对阴间的想象、丧葬方式透露的对亡魂的两种态度、先秦时期对鬼的恐惧及驱鬼方法、从墓葬看秦汉人对阴间世界的设想、两汉时期的灾异说及方士的解除法术、利用语言文字厌镇鬼神并构建阴间秩序等较为宏观性观念的溯源;更有关于“承负”及重复、注连、抅校,何时“焦大豆生,铅券华荣”,何谓“青骨死人”,谁为“天帝使者”“天帝神师”,宗教性随葬文书中的“死雅”“罚不加满”、买地价格“九九之数”等,以及买地券中的西王母、女青、张坚固、李定度、“蒿里”与“蒿里父老”、“都乡”与“安都丞”、“地下二千石”等神祇,诸如此种见于宗教性随葬文书种种现象的微观考论。如果说上述研究是属于宗教性溯源,那么黄著的下篇则从随葬文书的文本书写角度,考察其发生、发展、演变及当代葬礼中的制作使用情况,包括战国秦汉时期的遣策(物疏)、告地书,东汉买地券、镇墓文,魏晋时期买地券、镇墓文、衣物疏的演变,南北朝时期买地券、高昌衣物疏,唐五代买地券、五方镇墓真文、敕告文,宋元买地券、镇墓文,明代买地券、镇墓文及衣物疏、冥途路引,清代、民国时期的买地券和当代买地券,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同类文书也加以考察,“竭泽而渔”式的梳理出土文献,具有鲜明的文物系统性意识。由此,对于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的来龙去脉,即使是一个人没有任何积累,通过阅读此书也能获得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学术研究的根源性追溯,天然与另一话题即学术研究的系统性紧密相关,并由此成为学术系统研究的重要一环。黄教授研究的系统性,就该书而言,给我更深印象的,是他在理论建构和文献资料发掘方面的强大能力。“宗教性随葬文书”这个概念的提出,将零散的遣策研究、买地券研究等整合起来,从文献的宗教性这个本质特征入手,揭示出这类文献的价值。可以预计,“宗教性随葬文书”概念必将通行于学术界。文献研究涉及文献载体、文献制作者、文献内容、文献利用等方面,宗教性随葬文书,属于边沿文献,传世文献对其载录不多。针对文化记忆关注的是过去,特别是过去中的某些焦点,作者对已出土的历代宗教性随葬文书进行全面耙理,这非常清晰地体现在书中。同时文化记忆总是跟活着的人联系在一起,只有活着的人才具有文化记忆的功能。作者对当前民间丧葬仪式上使用的买地券、镇墓文的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地考察,单从书中的章节篇目,就可了解,并可想象当时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艰难程度。不但如此,该书又将宗教性随葬文书创制与使用的仪式,作为一种增加的文化层级,把随葬文书文献载体作为物的特性及人与物的关系纳入考虑范围内,在原有的逻辑力量之外,增加文章的厚味。作者非常重视阐释随葬文书创制与使用仪式的内在逻辑与象征意义的问题,特别重视相关仪式与民间信仰,或神话传说的联系,并进行细致阐明。比如对于买地券这一文体在当今所以得以传承的原因,作者在介绍浙江金华胡公买地券的创制、使用的仪式之后,认为买地券的格式内容具有将丧葬仪式上表达的愿望文本化、葬礼祈祷内容凝固化的功能,同时将宗法性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引入,分析买地券是构筑亡灵冥界生活空间,并为子孙获得其福佑创造条件,这为古典学研究的系统性作了一个示范。

    宗教性随葬文书作为文化记忆,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的裂变、分离、聚合、再生,及其发生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已全面具体而生动有效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同时,该书也生动直观地展现了黄景春教授近十五年的学术定力,对于有志于治学的年轻一代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而对于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的研究,我觉得黄教授更像一个风气的引领者,而非一个集大成者。因为作为一个学术宝藏,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可开掘和提炼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是鲜活保存在各式考古资料,同时也存活在我国民间,具有悠久历史的文书创制活动,理所当然是古典文学制度研究活化石性个案,对于目前的文学制度研究,能提供新的视角与资料。关于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我有理由相信后来自有跟进并不断出新者,同时更期待黄景春教授在这一研究领域能有更大的突破与收获,越来越多地惠及学林。

    (《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黄景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定价138元)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