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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地区历史面貌的真实反映

    — —《地湾汉简》出版座谈会纪要

    发布时间:2018-07-10张以静

    地湾汉简.jpg

    由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分中心三家单位合作编纂的《地湾汉简》一书,由中西书局于2017年12月出版发行。2018年5月20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分中心、甘肃简牍博物馆、中西书局联合举办的《地湾汉简》出版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甘肃、上海、天津和北京的领导与专家三十多人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家洲主持。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张德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中西书局总经理秦志华、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玉萍先后作了主题发言。蔡万进、李均明、杨振红、胡平生、刘绍刚、赵平安、徐世虹、邬文玲等专家学者先后围绕《地湾汉简》的整理方式和学术研究价值展开了认真的讨论。专程来京的酒泉市文物局局长杨永生、金塔县文物局局长李国民介绍了当地出土文物与博物馆建设等方面的情况,表达了地方政府支持汉简研究的诚意。

    《地湾汉简》一书收录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6年集中对地湾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所收获的汉简。在何双全、张俊民和张德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所作的最初释文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出版。全书完整刊布了原简的彩色图版、红外图版以及释文。“《地湾汉简》主要是肩水侯官的各类原始文书档案,记录了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典章制度等各方面的情况,如日常勤务的日迹记录、邮件传递记录、守御器簿、戍卒被兵薄、钱出入簿、吏受奉名籍、谷出入簿、吏卒廪名籍、出入关的记录等等”(引自《地湾汉简》之《前言》)。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张德芳回忆了包括居延简、肩水金关简、悬泉简等在内的西北简的整理历史。认为《地湾汉简》的学术价值十分重要,极大地丰富了西北简的资料宝库。他特别介绍了《地湾汉简》整理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补救的措施:由于距发掘年代时隔已远,当年参与考古发掘工作的岳邦湖、吴礽骧、任步云三位先生已经作古,因此目前仅能刊布吴礽骧、任步云两位先生当年的发掘日记,以弥补《地湾汉简》原始出土报告的缺失。《地湾汉简》还需要学术界若干代人的努力才能推动研究的深耕。

    座谈会上,专家学者对《地湾汉简》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部重要的档案文献,直观反映了西北地区真实的历史面貌,进一步确定了西北简的重要历史地位。与会学者对甘肃几代学人整理和研究汉简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高度评价了张德芳先生所作的承前启后的贡献,以及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开放性态度。这种跨地区的开放性合作整理汉简的方式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中西书局多年来大力投入出土文献的高水平出版工作,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赞赏。

    与会专家学者对于《地湾汉简》中涉及到的若干学术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王子今教授除了对甘肃汉简整理工作表达敬意之外,强调《地湾汉简》对汉代历史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他举例说到了对地方史和交通史研究的意义所在。其中所见“定阳令张□,武关候杨□”的简牍实物,他指出:“定阳”地名未见于《史记》。作为县名,仅出现于《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和《续汉书·郡国志五》。相关历史信息“前四史”再无记录。地湾简出现有关 “定阳令”的简文,是汉简资料充实对汉代县级行政单位认识的重要一例。就这条简文中的内容,我们更为注意的是“武关候杨□”透露的信息。“武关候”简文为我们考察“武关”和“武关道”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物资料。证明了“定阳”一地的存在,也证明了武侯就是武关侯,由此可引发对“武关”具体地理位置的思考。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蔡万进介绍了他初读《地湾汉简》所认识的几个特征:一是年代的连续性强。有明确年代纪年的简就有51枚,从昭、宣、元、成至新莽年间,从这些信息明确的纪年简也可看到汉代从昭宣至新莽政治管理的相对稳定;二是内容丰富。侯关文书涉及的地点多,有上下级间的往来文书,也有地区间侯关文书往来;三是价值独特。例如简文可能涉及王莽时期王姓优待的记录以及水稻的种植和水利灌溉等问题。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振红提示《地湾汉简》对汉代郡县制以及边疆军事管理等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研究员李均明在讲话中提到,《地湾汉简》中编号为86EDH:3的木牍是关于“安乐隧”的建造方式,这打破了他以往对烽隧建造方式的认知。此外,李均明还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到,《地湾汉简》中有关于王莽时期货币的名称。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吉林大学兼职教授胡平生在籾山明先生对刻尺研究的基础上,推测“挈令”可能是从西北地区律令的简牍中摘抄而来,并且为了保密而进行刻齿,防止丢失,以示其重要性。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研究员赵平安谈到,《地湾汉简》的整理出版,是三个学术单位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值得赞同的工作模式。他还指出:简牍的整理需要胸襟和气魄,我们还应当重视对出土文物研究史的梳理。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徐世虹教授认为,对于墓葬简的使用和研究需要作出一定的甄别,但是对西北简的使用和研究则相对更为便捷,这些在此地具有实用性质的简牍,其价值并不低于墓葬律令文本本身。在《地湾汉简》中,出现了一些与实际罪名相关的内容,如“略卖人法”,又如“死罪囚隧长张顺自绞爰书”,可引发对汉代死刑具体如何执行的思考,以及汉代弃世罪是斩首还是绞死,又可延伸至探索汉人的“死刑观”的内容究竟如何。徐世虹还针对简牍整理和保护提出建议,地下埋藏史料不应属于私人性质,呼吁相关文物机构尽快建章立制,国家立法保障简牍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有序进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邬文玲认为,《地湾汉简》是研究汉代地方行政和文书行政的重要材料,其中包含大量文书用语,与《里耶秦简》中相关文书用语存在相似之处,可见文书用语由秦至汉制度的渊源和流变,值得关注。她认为,《地湾汉简》中“郡属国承用駮不同而奸黠吏民”简与《汉书·刑罚志》:“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似乎有某种联系,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意义重大。

    座谈会上,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玉萍透露:学术界关注多年的悬泉置遗址的考古报告有望在今年出版,《悬泉简》的整理出版工作也会按照计划在今年完成。对此,在场的专家感到很兴奋、很期待。对于研究汉简和利用汉简材料研究汉代历史文化的学人而言,有更加充分的理由坚信:我们真是生活在了一个地下新材料纷出的黄金时期。

    《地湾汉简》,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分中心编,中西书局2017年12月出版,定价680元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