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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博副刊

    漫话古代佣书业

    发布时间:2018-06-15潘春华

    五代王齐翰《勘书图》_meitu_9.jpg

    五代王齐翰《勘书图》

    我国古代书籍复制与文化传播,在雕版印刷技术出现之前主要是靠人手工抄写,在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昌盛以后,手工抄写书籍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受雇于贵族官府、书贾书肆、富豪士人及寺庙道观,为人抄写书籍以换取佣金的职业在古代称为“佣书”。宋《释常谈》中说“受雇写文字谓之佣书”,这是最早关于佣书一词的解释。“佣书”是一种行业,也是我国古代兼具图书流通、传播和图书抄写复制功能的独特文化活动。担负书籍抄写活动的人叫“佣书人”,也称“书人”“书手”“书工”“经生”“抄胥”等。

    佣书的产生

    佣书虽是一种抄写复制行为,但并非所有的抄写复制都是佣书。比如,读书人看到好书自己手抄以及官府的专职抄写人员从事抄写工作都不算佣书。佣书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佣书者听命于雇主要求,进行手工抄书、复写文本,其目的在于得到报酬;其次,佣书是一种职业,但纯属个人行为,佣书者并不隶属于某个机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由职业者”。

    竹简、木牍、帛书,从功能上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书籍,至汉代造纸术出现之前的一千多年间里,它们一直是书籍的主要形态,帛书虽然轻便,但较之竹简木牍则昂贵许多,因此使用范围只能是社会上层。

    图书真正开始在社会上“流通”,始于春秋战国。这一时期,书籍逐渐走出宫廷,由贵族阶层向“士”阶层流传。同时私学在民间迅速发展,从孔子提倡“有教无类”来看,读书已不再是上层社会的专利。而诸子百家蜂起争鸣,私人著书立说成为一股潮流,更使图书的数量迅速增加,书籍进一步在社会上扩散和流传开来。但是,当时仍以口头相传授受为主,辅之记录、传抄等方式形成书籍。

    汉代,社会的长期安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繁荣。政府非常重视教育,京师设太学,郡国立学校,提倡尊儒读经,使读书人数量大增。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时,京师太学有学生三千人。到西汉末年,京师太学发展到有“博士弟子万八百人”的规模。到了东汉时期,学风更盛,质帝本初元年(146年),在京师太学就学者就有“三万余生”。民间私学也相当普遍,学生少者上百,多者数千。数量庞大的读书人群体必然产生对书籍的巨大需求,文人之间相互传抄的传统生产书籍方式,已难以满足社会对书籍不断增长的需求。于是,一部分受过教育的贫苦读书人便专门以抄写书籍来谋生,这就出现了“佣书”人。佣书匠人文化程度不一定很高,但字体须秀丽工整,善于抄写。

    佣书业的沿革

    据史籍记载,最早兴起的佣书活动出现在西汉初期,《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德,……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汉武帝时,朝廷“开献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写书之官就是专门为朝廷抄书者,本质上就是拿官府报酬的佣书人,“写书之官”是我国正史上最早记述的佣书人。到汉成帝时,刘向、刘歆整理国家藏书,将上万卷简帛书籍命人逐一缮写,应该就是雇来佣书的。文献记载,班超胸有大志,孝谨勤苦,当时由于家贫,受雇于官府为其佣书。《后汉书·班超传》曰:“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这是史籍中第一次以“佣书”出现的明确记载。汉末名士王溥由于“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北堂书钞·写书》记载,东汉末期的陈长次,“昼则躬耕,夜则赁书以养母”。赁书,即抄书出售。

    纸张的发明,使书籍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佣书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魏晋南北朝时,纸已经基本取代了简帛。纸质书籍具有成本低、易于制作、方便携带和流传的优点,使记录知识、传播信息更加便捷,这为佣书业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物质条件。正是这一新型书写材料能够迅速大量复制的特点,才使得“佣书”能够发展成为写本时代图书文献的新兴出版行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佣书业兴旺发达,是发展的高峰期。这三百多年虽然纷争动乱,战事不断,却是一个文化教育兴盛的时期,学术繁荣,大师辈出,私学发达,佛教道教广泛传播,大量的哲学、文学、史学、玄学著作和宗教典籍风行于世,这就为“佣书”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这一时期,佣书致仕也屡见不鲜。如三国时的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北魏的崔光,“随父徙代(今山西大同)。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东晋的范汪,少孤贫,及长,好学,“汪乃庐于园中,布衣蔬食,燃薪写书,写毕,诵读亦遍。”释僧肇“家贫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文籍,志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后成为著名佛学思想家。东晋南朝梁文学家王僧孺早年“家贫,常佣书以养母”。北朝的房景伯,“生于桑干,少丧父,以孝闻。家贫,佣书自给,养母甚谨”。可知当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一批专门以抄写书籍为业的“佣书”人,佣书是一个具有相当前景的社会职业。

    《南史·张缵传》载:张缵晚年,“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这个数目,他个人难以完成,肯定雇“佣书”人抄写。《北齐书·祖珽传》记载:“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华林遍略》是萧梁时期编辑的一部700卷的大部头类书,能在一天之间抄完这部卷帙浩繁的书籍,是需要大量佣书人的,这说明当时社会上佣书人众多,而且比较容易招雇,佣书业已非常红火。随着社会对书籍需求的日益增加和“佣书”人的也不断增多,“佣书”逐渐成了一个兼具出版发行功能的专业。

    唐代是我国佣书业顶盛时期,唐代图书贸易发达,各类书籍的广为流传都依赖佣书人的手抄之功。同时,唐代佛教兴盛,促进了佛教文献佣书盛行。由此,许多文人墨客对当时社会上的佣书现象作了吟咏。白居易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描写了一对贫困夫妻为人佣书、捣臼的生活状况:“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东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营暮计算,昼夜不安居。西舍有贫者,匹妇配匹夫。布裙行赁舂,短褐坐佣书。以此求口食,一饱欣有余。贵贱与贫富,高下虽有殊。”杜牧《宣城赠肖兵曹》曰:“赊酒不辞病,佣书非为贫。”表达了家里贫穷,经常被官府雇佣抄书来养家糊口的心情。窦群在《初入谏司喜家室至》中也描写了佣书的艰辛:“一旦悲欢见孟光,十年辛苦伴沧浪。不知笔砚缘封事,犹问佣书日几行。”这些诗不仅揭示了唐代佣书的普遍性,也反映了佣书人生活环境之艰辛。唐代最著名的佣书人是女性抄书家名叫吴彩鸾,她的作品字体遒丽、笔法纯熟,书写极速且精,在佣书业内名气很大,她本人在文学、绘画方面也颇有建树,是古代著名才女之一。吴彩鸾抄写的最著名的作品是《唐韵》,另有《广韵》《玉篇》《法苑珠林》以及佛经等书。清代文人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清代御府藏有吴彩鸾所抄之本《唐韵》,极为珍贵。

    佣书者的成就

    宋元以后,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与改进,雕版印刷图书成为书籍复制的最直接方式,但人工抄录仍是书籍复制的重要手段,印刷本与手抄本并存。明代,随着雕版印刷业兴盛发达,雕版印刷图书市场繁荣,但图书抄写仍经久不衰。如明世宗嘉靖帝为防止《永乐大典》被毁,曾下旨令一百多名善书之人,用六时间抄录了22877卷三亿七千万字的《永乐大典》。清代前期,人工抄录仍屡见不鲜。清代最大的抄录活动是《四库全书》的抄写,该书共79309卷十亿字,清乾隆帝雇用了3826名善书馆阁体的抄写人员抄录完成,参与抄写者可谓空前绝后。据相关资料记载,《四库全书》的书手每人每天要抄写1000字,每年要抄写33万字,五年限抄180万字。这些皇皇巨著渗透了众多抄书者的辛勤劳动。四库馆还为每一位誊录员设功过簿,详细记录其考勤情况、缮写成绩,五年期满后,按字数多少、字迹工拙决定等次。缮写二百万字者为一等,一百六十五万字者为二等,分别以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四项官职作为“议叙之阶”。

    佣书的报酬早期史籍无明确记载,但从那时佣书可以“养亲”“自给”“以供纸笔”这些记载可知报酬一般不高。至唐代,以抄书为业者的工价为:每抄写一卷五千至一万字的书付钱1000文。当然,佣书者中偶尔也有报酬较高的,比如北魏人刘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颇有往还”。因为刘芳书法特别好,抄写亦无漏错,即便价格不菲,依旧“很抢手”。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佣书人虽然贫寒,但不放弃人生追求,他们笔耕为养,佣书成学。在佣书过程中,饱览各种书籍,增长了知识,日积月累,经纶满腹,为日后的进身入仕准备了条件,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官员。如战国的张仪、苏秦在抄书过程中,随时将书中的好文句记在自己的手上和腿上,晚上回家再眷抄,后来皆成大器,曾以“合纵连横”谋略在华夏大地纵横捭阖。西汉末年出生的桓荣,边读书边佣书,学成后自办私学,徒众数百人,后被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召去,历任博士、太子少傅、太常,明帝继位后,被尊为师,封关内侯。梁朝王僧孺,因“佣书成学”,被举荐出仕,历任御史中丞,南康王长史。

    近代,由于机械印刷技术的应用,佣书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逐步淡出了市场。唐宋以前诸多文献,包括四大部类的图书和佛、道典籍,大多经佣书人缮写而保存至今,使我们从中获悉了许多先民生产、生活的信息。佣书业不仅创造和保留了灿烂浩繁的古代文献,而且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