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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博副刊

    友情并不相隔

    ——怀念朱启新先生

    发布时间:2018-05-04程存洁

    QQ截图20180504175727_meitu_2.jpg

    4月3日朱启新先生走了。

    我与朱先生的相识是在新千年的初期,当时朱先生来广州出差,我和同事一起接待了他。自此我们一直交往,并结下了深厚的学术情谊。

    朱启新先生(1925~2018)是文物出版社《文物》月刊原副主编,退休后,受聘于中国文物报社,任学术顾问,长期主持该报学术版的编务工作。朱先生不仅思维敏捷,而且勤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方面给予了我十分有益的指导和启发。

    2006年1月6日,朱先生写信给我,详细地阐述了民间文学价值,将如何编撰《扇铭文学》一书的学术思路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

    去年,我因编务,翻阅了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和钟敬文的民间文学,使我深有感触的是,许多民间文学较丰富的内容,在文化史、文学史中,不但资料缺乏,更不见论及。这是一大遗憾。文学的阳春白雪,是在下里巴人的基础上发展的,以最早的《诗经》而论,没有“关关睢鸠”,也就很难出现如“大雅”中的《云汉》,“周颂”中的《丝衣》之作。我国自古至今,民间文学是十分充实,不断发展的,也是传统文化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古器上的字铭,就是被写在《中国文学史》外的一种受一般文化人忽视的通俗文学。近期,我考虑了《瓷铭文学》《镜铭文学》《联铭文学》《扇铭文学》《墓铭文学》《碑铭文学》等。当我一提出这种想法,就被文物出版社看中,列入了选题,为此我就着手联系作者。几年前,我到广州,曾听先生谈起举办折扇扇面展览之事,得知先生对折扇颇有研究,因此,我特写信给您,希望您能支持我的工作,也为发扬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学史上增加“正统文学”以外的实实在在来自民间的俗文学内容,参加有关扇铭的撰稿工作。

    扇铭文学,以折扇铭文为主,有些团扇、绢扇之类,也有较好的题铭,都可收入。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也是中国文学的特色,不少扇铭极为耐读,即使普通的“且为夏友,莫为秋捐”之类,也很有文学品味,字不多,意很近人。当然,除了一些无名氏的杰作,还有无名文人的创作。这方面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我请先生就您已研究收集的,再补充一些,能否收录100~150则扇铭。每则除录文外,作些题解(不少扇铭是无题和无作者署名的)说明时代,收藏地点,最好有尺寸大小形状说明。并且对题铭中的一些字词加以注释。有的重要扇铭,需要附有图片。在正文之前,要写一篇前言,谈谈扇铭的简史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全书约十万字左右。

    我非常盼望先生在百忙之中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至于具体编写内容,等收到您的回信,再作详细研究。

    当时我们认识的时间还不长,他在信里还写错了我的名字。其实,当时只要沿着他的学术思路去开展扇铭文学研究,一定可以圆满完成这一学术课题。可惜的是,由于我当时完全沉浸在对广州外销通草画的学术探索中,没有精力再从事其他学术课题的研究,因此失去了向朱先生求教的宝贵机会。

    2008年8月,经过八年努力,我的通草画研究成果《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终于正式出版了。是年底,我将拙著寄给朱先生指导。次年3月10日,他从北京写信给我,充分肯定了我的学术成果,还提出了新的期望。朱先生在信上说:

    灯草画能有如此神奇,不仅令人惊讶不止,也大开眼界。先生为钩沉此将绝传的手艺,竟费尽心血,苦索其源。没有您的辛勤劳动和锲而不舍定求结果的决心,恐怕没有今日的巨大成果,可喜可庆,也使我感动钦佩。现在,灯草画几溯绝传,应该向社会广泛宣传,一方面要不断展出,使更多的人能了解和理解,得到广泛影响,另方面通过希望向社会呼吁,得到支持,把灯草画手艺恢复。这件事,我想先生一定在积极从事。否则,太可惜,也太遗憾了。

    在我国,因通草画是以外销为主,且该画种已消失了百余年,故朱先生在信中将通草画误认为是灯草画,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这二者是有区别的。灯草是广为人知的草本植物,又称灯芯草,其茎细长,茎的中心部分可用做菜油灯的灯芯,俗称灯草。而通草为五加科植物通脱木,通草画是画在用通脱木的茎髓切割而成的薄片上,并以中西合璧的艺术手法描绘而成的新型画种。它兴起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最后消失于20世纪初期,是西方人了解东方风土人情的最佳媒介。今天,可以告慰朱先生的是,自从2011年5月19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播出“通草奇画”后,广州地区中小学校加大了对通草画的宣传力度,已将通草画的创作纳入了校本课程。如今,通草画已成为广州市的一张亮丽名片。

    朱先生不仅在学术上给予我热心指导,在工作上也曾给予大力支持。

    2009年是广州博物馆建馆八十周年。当年,我们借助“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邀请了部分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参加馆庆学术活动。朱先生也应邀前来参加。期间,他以自己研究文物的心得为例,以《谈文物研究》为题,为广州市民作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他的讲座共分三大块内容:第一、经验与教训;第二、研究思路:(一)史料与实物结合(二)用途与实际结合(三)间接与直接研究(四)让实证说话(五)单件与整体研究;第三、研究态度:(一)不懂就是不懂(二)千万不要好为人师。

    从朱先生深入浅出的讲座中,可以看出他在文物研究中所遵循的原则,就是要实事求是。虽然可以大胆设想,但必须小心求证,要注意科学性、合理、实证。这为广大文博工作者如何开展文物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法。

    后来,朱先生还陆续赠送给我他出版的著作。第一部大作是中华书局2006年8月出版的《文物物语:说说文物自身的故事》。该书以近百个日常所见文物为题,“以古代史书和文学作品为依据,结合有关资料,或引或绎,替文物说说它自身的故事。”2009年6月朱先生惠赠大作《读趣:引人深思的120个古代故事》,他从先秦至清代的古籍中摘选一些简明短小的故事和传说,做些字词和短语的注解,并附释文、拾得。2011年8月又惠赠大作《看得见的古人生活》。这本书是对《文物物语:说说文物自身的故事》一书的补充和修改,主要是通过文物来介绍古人生活,分为礼仪文明、社会风尚、衣饰之美、日常器用、文化生活、建筑文明和军事战争等几大类别。

    通过学习朱先生的著作,我们更加热爱中华传统文化。“我国历史悠久,地上和地下保存着十分丰富的遗存和遗迹。这是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部说不尽、道不完的形象历史,值得我们充分利用,也需要我们百倍珍惜,千倍爱护。”

    我和朱先生的交往时间虽然不算太长,但他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作为长辈,他十分地慈祥友爱;作为学者,他很有学问,又特别谦虚,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专家。我们之间的学术情谊,诚如他和他的夫人戈平先生2009年6月4日写给我的信函中所言:“虽然,我们经常接触不多,而一见如故,也是快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南北相隔,而友情并不相隔也。”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