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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考古

    雄安新区考古调查的实践与思考

    发布时间:2018-04-08​徐海峰 王太一 吴伟 赵瑾

    党中央、国务院设立雄安新区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新区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提供了历史机遇,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受邀于2017年6~7月、10~12月分两阶段参与了此次先期开展的考古调查工作,编为雄安新区联合考古总队调查一队,兹就本队考古调查的实践与初步思考条陈如下,供学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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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数字化终端现场拍摄采集标本

    遵循“拉网式”全覆盖的调查要求

    雄安新区调查实际上是以容城、安新、雄县三县所辖行政村为基本调查单元的传统行政区划模式,是一种摸底式普查的性质而并非以聚落形态研究为目的调查。在实践中各队根据河北省文物局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部署和要求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区域系统调查方法,而系统性的一个方面就是调查区域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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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探确认文化层堆积

    本队根据人员配置,调查过程中一般分为三组,组员间距不超50米,匀速行进,互相呼应,若发现遗物则进一步缩小间距集中观察并记录。而为了不遗漏每一个地块,充分利用农耕地界、沟渠,特别是各级道路等作为参照物,必要时迂回行进,确保“拉网式”效果。比如在安新县芦庄乡的调查过程中,针对村庄分布稀疏,空旷广袤的地形特点,我们事先仔细观察地形图,并查找有关文献,确定了以唐河新道为北界,以高保公路为南界的调查范围,以50米为间距自南而北再自北向南折返,实现了对此区域的全覆盖,同时也掌握了唐河在此区域泛滥沉积的状况。

    地面踏查与地下钻探相结合

    在这种海拔低、地势平坦宽广、起伏极小的地形条件下调查,我们惯常的方法是“逢坑必断,遇沟必考”,也即充分了解取土坑、断面、沟渠等分布情况,重点观察地层堆积,并辅以钻探确认。

    本队专门配置钻探人员,凡地面采集到遗物的地点,必通过钻探确认有无原生文化层堆积。钻探一般以十字形布孔,间距10米,对于史前时期遗存则加密探孔。观察记录每一个探孔堆积,只要发现有文化层堆积即确定是一处遗址。对遗址面积及分布范围的确定也是以钻探结果为依据,即钻探卡边,以间距不等向四个方向不断延伸的探孔来追踪,直至无文化层堆积,然后利用数字化终端测点、标注并绘制平面图。对于采集到遗物但无文化层堆积的地点则定为散点,也即田野考古信息化管理平台设置的线索点。对于此类线索点的遗物,包括搬运、冲积来的易损陶片、瓷片等,通过类型学的分析,可知与已有中心遗址或聚落址的关系,而将这些散点在图上连接起来,通过分布的密度,或可看出某一种文化在空间上的变化。比如对大量存在于该区域东周时期遗存中夹蚌红陶釜残片的类型学观察和采集点的标注及空间排列,可看出此种具有典型燕文化特色遗物的广阔分布,虽不能据此界定聚落址的范围,但是或可反映古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信息化平台的建立及数字化终端的应用提升了信息采集的科学化、精细化和规范化。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为本次调查建立了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并先期进行集中培训。在多单位协同作战的大型考古项目中,数字化平台利于统一标准,明确目标。同时,定制化的项目与页面也利于提高调查效率及后期整理研究。

    本次调查为每队配备了数字化信息采集终端设备及考古调查APP,队员人手一台,内置高分辨率卫星地图,并可实时定位,效果比传统的GPS更加精准且快捷,其包含的信息量远大于传统的大比例尺地形图,并兼具导航功能,提高了调查路线设计、目标选定的针对性和科学性。数字终端集信息录入、照相、测量、绘图等功能于一体,且支持语音录入,通过无线传输同步到管理平台上,实现了野外调查的无纸化。调查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利用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与各队保持全程沟通和实时支持,对调查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和解决,保障了调查项目的稳步顺利开展。

    结合我们对三县调查成果的初步分析,有如下几点思考:

    一、以往的调查更关注人类文化遗存,对于地质构造、生物遗存、地形地貌、植被等并不十分关注,而古代人类生存活动是对环境及自然资源的选择、改造、利用和适应的一个过程,因此,对于环境信息的重视与提取,对于理解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环境对人类自身活动的影响,了解遗存孕育、发展、存亡条件及外部动因等必不可少。

    调查中通过一个个水平层理结构的大剖面,我们可以了解一些环境信息,对于遗存的埋藏条件也有了初步认识,这都有助于我们解释遗存时空分布特点并掌握一些规律。

    调查发现,史前及三代遗存主要分布于容城县域内,这与容城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这一地形条件相一致。而雄县县域内汉以前遗存发现极少,这与雄县扇前洼地、古河床洼地地形条件有关。通过大型深坑剖面的观察发现白洋淀西部与东部的地层堆积基本一致,为水平状河湖相沉积层。堆积以黑色或深灰色黏土层及贝壳或料礓石层为界分为三期:晚期,即宋元以来遗存多埋藏于黑色或深灰色黏土层以上深浅不一的黄褐色堆积中;中期,即汉代遗存多埋藏于黑色或深灰色黏土层下至贝壳层之间,其中也偶见新石器时代遗存;早期,即贝壳层以下不见人类遗存。上层黄褐色堆积自白洋淀以西地区向东逐渐增厚;下层贝壳层则逐渐变薄。以上堆积特征应为白洋淀区域的整体特点,而雄县张青口西北剖面的地层堆积发生较显著的变化,故洪城村至张青口村之间的区域应该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白洋淀区域的东界。

    应该说本次调查很好地实现了预设目标,并取得一批新收获。在后续工作中,我们认为通过局部试掘了解重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演变;进一步了解地质学、土壤学、生物学、动植物学等信息资料,进行系统性采样分析与研究,全面把握古人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的变化及相互影响等,对于完善和有效利用调查成果,科学实施下一阶段工作大有裨益。

    二、雄安新区三县基本地貎单元属环白洋淀的海拔低、起伏小、切割微弱、地形宽广平坦的平原区,研究显示史前时期白洋淀地区古地貌古气候古生物条件等俱佳,形成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因而孕育了丰富的史前文化。特别是以容城上坡、午方、东牛等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时代晚期文化(3500BC—3000BC)非常发达。过往对其中的几处遗址实施过考古发掘,但主要是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的抢救性发掘,受面积、区域等条件制约,所获资料有限,对于此类遗存文化面貌的分析、谱系编年的建立、聚落形态演变的考察、生业模式下人地关系及与自然环境变迁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远未深入。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以“白洋淀地区新石器时代(3500BC—3000BC)文化格局、演进与自然环境变迁”课题为引领开展下一步工作是一个思路。

    三、关于夏时期文化遗存,在容城午方、白龙遗址再次复查并核实,进一步摸清其分布范围。关于保定地区夏时期文化遗存,以往集中发现于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地区,也即现今京广铁路以西区域,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学者据此命名了下岳各庄文化,极大地推进了该地区夏时期文化的研究。而在太行山以东平原区,也即京广铁路以东地区,除午方、白龙及哑叭庄等遗址所获的有限材料外,其余发现甚少,且午方、白龙等代表性遗址目前保存状况堪忧,亟待加大工作力度,并重新审视文化遗存。因此,进一步加强环白洋淀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此次调查新发现和复查了大量东周时期遗存,特别是战国时期燕国文化遗存较为丰富。燕国名垂史籍,其文化绚丽多姿,环白洋淀地区正处于燕国南境一带,因此,对于这一地区东周时期燕国文化遗存的揭示,对于深入了解燕文化意义重大。

    四、两汉时期,雄安新区地处幽州冀州之间的交界地带,调查发现的众多两汉时期文化遗存即是该地区当时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村镇繁盛的反映。而汉代遗存主要存在于相对偏北的容城镇、寨里乡和雄州镇,少见于淀区南部;遗存多分布在现代村落附近,具有一定的古今延续性。发现的汉代遗存皆为规模不等的聚落址,且往往发现有中小型墓葬,对于白洋淀地区汉代聚落形态变迁等研究或可提供参照。同时,结合新区周边广布汉魏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城址、窑址、建筑等遗存背景,可以多层级讨论白洋淀地区历史文化、经济形态、社会变迁等问题。

    五、10世纪前后,中原与北方两种文化传统发生激烈的碰撞与融合,河北正是宋与辽金对峙的前沿地带,尤其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成为短暂相持时期的宋辽边界。本次调查发现的为数不少的宋辽金时期遗存,其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区位态势,对探讨南北方的互动意义重大。本次调查还专门组建了地面文物调查队,宋辽时期边关地道、城址与地下文物遗存相结合,全面拓展了宋辽金时期考古学研究的视野,同时也提供了宋辽边际历史文化研究的契机。

    本次调查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河北省文物局精心组织,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科学实施,在机制创新、组织模式、人员设备要素配置、科技手段、多学科协同等方面均有突破性进展,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区域考古调查,体现了雄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的新水平。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