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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研究

    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计量

    发布时间:2018-04-08刘尚希 陈 曦


    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计量问题,是不可移动文物资产化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推进不可移动文物有序“资产化”,则迫切需要突破“文物无价论”,从经济学角度合理评估和计量不可移动文物价值,以便在此基础上确定其合理的资产价格,并逐步将不可移动文物资产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计量是一个看似错综复杂、无从下手的问题。首先应从经济学角度构建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计量的理论模型,其价值分型既需基于清晰的分型逻辑,也需方便量化处理,算法可操作、数据易获得。其次对各个价值类型建立数理模型,并分别加以计算,再把各项价值量加总起来即可得到不可移动文物总价值量。

    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计量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人力资本思想、地租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构成。不可移动文物总价值按照价值存在形态分为无形的人力资本价值和有形的资源使用租价值。其中无形的人力资本价值可细分为原生的服务价值和衍生的服务价值。原生的服务价值指不可移动文物的教育价值。衍生的服务价值指不可移动文物的游憩价值和科研价值;有形的资源使用租价值又可细分为历史遗留固有的地租价值和当代人类投入的资产价值。历史遗留固有的地租价值指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I,当代人类投入的资产价值指级差地租II。

    对于不可移动文物无形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营造过程中,均凝结了古代人民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并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其各自的使用价值。而在当代,不可移动文物由于无法交换而丧失了其价值表现形式,且大多数不可移动文物的使用功能逐渐废弃,也丧失了对于当代的使用价值。由于时代转换,不可移动文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也转换为当代提升人力资本的服务价值。马克思认为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因此,不可移动文物的教育功能是提升人力资本的原生功能,其所衍生的游憩功能、科研功能等也为人身健康、经验、知识等提升提供实物基础。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也自然应包括提升当代人力资本的价值,而这部分价值是无形的,属于贡献于人类精神进步、道德提升、尊严维护层面的价值。

    对于不可移动文物有形的资源使用租价值,应该包括不可移动文物所在土地价格,以及因不可移动文物存在所产生的级差地租。不可移动文物所在土地按照无文物价值确定其基价,即绝对地租。而不可移动文物的稀缺性和质量存在差异产生了级差地租I。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也应包括当代人类在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本体保护、环境整治、展示阐释设施建设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成本价格以及社会投入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即当代人类投入经济活动的强度不同产生了级差地租II。不可移动文物有形的资源使用租价值即不可移动文物所在土地的绝对地租和因不可移动文物存在而产生的级差地租价值的总和。

    根据以上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计量理论模型,通过建立数理模型进行计算,可获得中国不可移动文物总价值量为1376567.94亿元,即约为137.66万亿。是计算基年即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68.91万亿元的约两倍。其中,无形的人力资本价值量约为62.91万亿(原生的服务价值量49.45万亿、衍生的服务价值量13.46万亿)、有形的资源使用租价值量74.74万亿(历史遗留固有的地租价值量74.36万亿、当代人类投入的资产价值量0.38万亿)。

    由于影响不可移动文物价值的因素很多难以确定,不可移动文物价值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人类知识水平、认知能力以及考古发掘和鉴定的技术条件,因此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量并非静态而是在不断进行动态调整的。在当前研究水平和认知水平基础上,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计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到十分精确、尽善尽美。对于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计量只能先解决从无到有的过程,再逐步从粗到精。对于中国不可移动文物的资产化道路,价值计量仅仅是起点,基于其价值建立不可移动文物资产定价体系并培育完善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及公共产权流转机制,进而扩展到文物部门政府间财政关系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体制性改革,才能真正有效推动不可移动文物的资产化管理进程。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博士生导师。陈曦,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读博士。)

    观点争鸣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