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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北古陶录》读记

    发布时间:2018-04-03王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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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古中国创造文明的诸多族群中称作越人的一支,在早期交通史上有活跃的表现。中国东南海陆,多有越人活动的遗存。浙江考古学者在温岭发掘的“越王城”,方志资料称作“徐偃王城”。有关纪念“徐偃王”的遗存,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嘉兴府、台州府和衢州府各有“徐偃王庙”。另外,宁国府(治所在安徽宣城)、泗州(治所在安徽泗县)也分别有“徐偃王庙”。《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周穆王西行以造父为御的传说:“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駵、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关于导致周穆王“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的“徐偃王作乱”事件,裴骃《集解》:“《地理志》曰临淮有徐县,云故徐国。”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也。’”“《括地志》又云:‘徐城在越州鄮县东南入海二百里。夏侯《志》云翁洲上有徐偃王城。传云昔周穆王巡狩,诸侯共尊偃王,穆王闻之,令造父御,乘騕褭之马,日行千里,自还讨之。或云命楚王帅师伐之,偃王乃于此处立城以终。’”南北各有“徐偃王城”“徐偃王庙”的情形,说明以“徐偃王”为领袖的部族交通能力的优越。《博物志·异闻》引《徐偃王志》说,徐偃王“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江淮诸侯皆伏从,伏从者三十六国。”失败后,“逃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以万数,遂名其山为徐山。”徐偃王部族“舟行”方面的优胜能力以及“入海”的活动,可以与有关东南百越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印象相接应。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游,“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在今浙江地方“望于南海”的说法,暗示越人所开创的东海与南海航路的畅通,当时已经是交通常识。在战国时期列国均倾向于靠拢中原的迁都运动中,越人“欲舟行上国”的企图之最极端的表现,即将都城从会稽迁至琅邪。这是战国距离最远、幅度最大的迁都行为。我们注意到,其实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树都”也就是规划建设都城会稽时,已经对琅邪有所关注。《吴越春秋》卷八《勾践归国外传》:“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东武海中山也。一夕自来,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筑城也,其应天矣。’昆仑即龟山也,……。《越绝》曰:‘龟山,勾践所起游台也。’《寰宇记》:‘龟山即琅瑘东武山,一夕移于此。’”后来“范蠡浮海出齐”“耕于海畔”的故事(《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也值得注意。越国迁都琅玡,据说调用“戈船三百艘”(《吴越春秋》卷一〇《勾践伐吴外传》),也书写了航海史重要的一页。

    新近出版的《闽北古陶录——崇明古陶瓷博物馆藏品集萃》收录闽北地区古代陶器,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共238件。这些古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越文化物质遗存的历史内涵。编者指出:“进入战国时期,公元前306年楚怀王灭越国,勾践子孙分崩离析,向南部退守,分别建立了闽越、南越、瓯越等小国,以承越嗣,而浙闽地区大量出现的闽越、东越古代遗存,即是这段历史的表现。”东越、闽越、南越对东南方向海上航运事业开发,有显著的历史贡献。他们开拓陆上交通的功绩,也见诸历史文献。例如,闽越王曾“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闽越王准备破坏寻阳楼船基地的出发点,应有维护自我航海优势的因素,也体现了陆上交通能力。徐天进《序言一》写道,“崇明古陶瓷博物馆所在的光泽县位于福建的西北部,是闽江上游富屯溪的发源地,也是福建通往江西的重要路径,素有闽赣咽喉之称。”又指出:“随着新的考古材料不断丰富,闽浙赣交界地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正逐渐显现。”罗汝鹏的论文在介绍闽北“是福建北通全国的主要门户之一”的区位特点时,首先指出“东北与浙江省相邻”。研究者指出闽北考古学文化与浙赣相关遗存的相近。而汉代文献有关闽越王“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的记录(《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也体现这一地区的交通形势以及闽越的进取态势和主动地位。

    罗汝鹏认为中原王朝所见“象鼻盉”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是“来自东南地区的闽浙交界区域”的“贡赋”。徐天进则指出,“从已有的考古证据而言,关于产地的意见是可信的,至于是否为‘贡赋’之内容,还缺少充分的理由。二里头时期的‘象鼻盉’和‘鸭形壶’(马岭类型)、商代早期的原始瓷大口尊(A型。白主段类型)、西周时期的原始瓷豆(稍晚于白主段类型)等互见于相隔千里之遥的南北两地,期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些器物的流通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有待于将来更多的新发现。”“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当是商王朝与南方地区资源流通的一部分。在南北资源流通的路线中,铜料资源可能才是流通的主题,而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或作为附带品存在。”这样的意见我们是同意的。历代其实都可以看到“流通的主题”之外的类似“附带品”在文化交往过程中显赫的“存在”。徐天进引录了苏秉琦的说法:我们可以把“几何形印文陶”当作一把“锁钥”,打开通向探索江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文化史这一重要历史课题的大门(苏秉琦:《关于“几何形印文陶”——江南地区印文陶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学习笔记》,《文物集刊》第3辑)。这把“锁钥”可以打开探索“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文化史这一重要历史课题的大门”,“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是循时间线索探究“历史课题”。然而通过相关历史迹象考察上古时代闽浙赣交通,以及中原与“江南地区”“南方地区”交通,则是通过空间视角理解“历史课题”。在这样的探索中,古陶依然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锁钥”。

    《闽北古陶录——崇明古陶瓷博物馆藏品集萃》编辑认真,印制华美,学术品质优异。有些器物的著录,如几件商代三联杯,腹部顶端对称粘结兽面卷云纹泥塑的敛口圆腹罐,上腹部粘结卷云纹耳顶部有兽形捉手的盖瓿,上腹部对称粘结兽面铺首状耳的瓿等,都可以为陶器生产史、工艺美术史研究者提供很好的学术标本。一件战国至汉代的双口罐,编者指出,“双口罐无疑是中国人所熟悉的一种陶器,一直沿用至今。目前已知的此类陶罐,最早出现在江西地区的商代墓葬中,可见其沿用的历史至少接近3000年。”所提示的是今人俗称泡菜坛的器物用以隔绝空气,封阻微生物入侵的口部形制设计。相关信息对于陶器工艺史以及饮食生活史研究,都是比较重要的。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福建省崇明古陶瓷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定价680元)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