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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保护

    论景德镇传统陶瓷兼收并蓄的开放性文化特征

    发布时间:2018-02-13徐田华

    “景德镇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这句话从字面上说,景德镇在历史上确实没有围墙,另一层意义却形象地描写了景德镇开放性的民俗文化特征。

    从人吕流动看其开放性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全国大批制瓷工匠流向景德镇,大的有三次: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工匠南逃,不少来到景德镇;第二次是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北方的汝、定、钧等名窑的工匠逃到景德镇;第三次是元兵南下,南宋灭亡,各地瓷窑破坏,很多技术工匠又逃集到这里。这样,景德镇在自己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又不断吸引外来技艺,相得益彰,锦上添花,以至集天下制瓷技艺之大成,促使瓷器产量、质量的不断提高和品种的丰富多彩。

    从镇民的变化看其开放性

    明初,景德镇瓷业基本由本籍人经营,“饶民以烧瓷为业”。

    随着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原来的土著匠户既得服御窑厂役,又要从事民窑生产,实难以承担,工匠来源之扩大,实为瓷业发展之必需,外籍佣工的大量流入正适应了瓷业生产的需求。而景德镇并非县治所在,亦非巨族大姓荟集之地,又有利于“五方杂聚”。景德镇的制瓷技术于是逐渐被大批外籍工匠所掌握,由此保持了技术的稳定性,使数百年来的制瓷技艺得以继承和提高。即使到了晚清,一些关键技艺如结窑,因魏氏家庭失传也能有人继起。应当说,这是景德镇制瓷技艺长期不衰的关键。外籍陶工的流入,引起了瓷业者籍贯的巨大变化。嘉靖年间,陶户多本地人,佣工则多为鄱阳、余干、德兴、乐平、安仁、万年、南昌、都昌人。佣工中又以乐平和鄱阳籍者居多。到万历后期,“饶七邑民共与都昌人为斗忿”,“以逐都昌为辞”,反映出都昌籍人已在瓷业中逐渐取得优势,而且都昌人“善讼”,说明其地位和势力已大为提高。康熙十三年(1674)的三藩之乱,使得景德镇“焚毁过半,窑户尽失其资,流离徒业,余悉售外籍,业窑者十仅二三”,这是一次大转折。此后,镇民中土著者仅“十之一二”,“余皆商旅客寓”,业陶者已以客籍为主。雍乾时,“窑户、陶工多出(鄱阳、都昌)二邑”。此后,“景德镇窑户多都昌县人,本府与抚州府及安徽之婺源县、祁门县习其业者十仅一二,而本县之人无几”。

    人口的开放流动,打破了封闭性,有利于文化的交流、技艺的提高。

    景德镇民窑生产及民窑制品反映了民窑文化,但是由于制品的进贡,朝廷及中央机构的定做,瓷工到御窑厂服役及“官搭民烧”等原因,民窑文化又受帝王和士大夫阶层的影响,融合了官窑文化。

    历代帝王随自己的喜爱和嗜好而生产各种造型和装饰的瓷器。因为这样,御窑厂所产瓷器反映了各朝代皇帝的爱好和观念。这些观念在当时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定的艺术风貌,影响着全国和全社会。元代尚白、明代尚青花和红黄等色釉,清乾隆尚繁,这都成为一时风尚。还有明嘉靖信道,瓷器上就充满了“八卦”等道家文化。清雍正不喜欢宝月瓶,曾下令禁止烧造,不爱墨菊花和藤萝花,也亲谕“不必再画此花样”。清乾隆自命是风雅人物,在他的倡导下,一时间瓷器笔筒、墨床、镇纸、印泥盒等各种文具应运而生。并将其所作诗句也以“御制诗”的名义书写于瓷器之上。除此而外,明、清两代皇室都有不少宣扬自身至尊至贵和祝愿祈祥的款识,如“天下太平”、“六合同春”、“百兽之尊”和“天地一家春”等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各地民窑也大量生产上述款识的瓷器。

    在皇室的影响下,一些士大夫阶层人物的思想情趣也在瓷器上出现,如反映清高、雅致情趣的款识有“高人逸士”“三老对奕”“竹林七贤”“春夜宴游桃李园”等。反映向往富贵荣华愿望的款识有“马上封侯”“鹿鹤同春”“指日高升”“寿山福海”等。

    上述文化,多少年来也逐渐脱离了统治阶层的本来涵义,成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寓意吉祥的传统陶瓷文化。

    景德镇民窑文化还吸收了民间其它门类文化的营养。

    景德镇民窑文化,在装饰技法上受国画影响较多,因为陶瓷在隋唐开始勃兴以后,正好中国水墨画于南朝时候的梁代,从着色画中独立出来开始成长,经过成熟与发展,至元、明、清代已蔚然成风。国画这种形式在瓷器的青花、彩绘等装饰上也大量出现,有写意、有工笔,也有工笔与写意并用于一件瓷器之上。这说明国画已被陶瓷装饰所吸收利用。其画风随着朝代的不同亦各有所崇尚。元代受“四王”画派影响。明代受当时画家沈周、林良、吴伟、徐渭等人影响,笔法简练流畅,形象概括生动。清代继承明代的画法,同时又受八大山人、陈老莲、石涛、扬州八家等人影响,画面挥洒自如、泼辣,意境浑然一体。民间青花瓷器装饰上的那种简朴的画面,生动的气韵和潇洒放逸的笔调,都充分说明是受到上述著名画家的影响。

    另一方面,景德镇陶瓷装饰的画面题材大多来自民间,它采用剪纸、木刻年画常用题材,深受群众喜爱,而且世世代代在群众中重复使用,毫无陈旧、过时之感。这些题材有“平安吉庆”“多福多寿”“万年如意”和“金玉满堂”等等。其中还有不少是谐音的画面,如“猫(耄)蝶(耋)之年”、“喜上梅(眉)梢”、“三羊(阳)开泰”、“佳藕(偶)天成”等等,这些都是反映群众愿望的借寓题材,所以成为经久不衰的陶瓷文化。

    德镇民窑文化也融合了宗教文化。

    景德镇瓷业的兴旺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多,使随之而来到十八省码头景德镇的宗教信仰人士有增无减,在镇上建起了很多庙宇。至建国前共有43座庙宇,他们供奉释迦牟尼、观音、关公、嫘祖(发明养蚕)、武王、瓷业的先祖赵慨、火神童宾。佛教庙宇有住持、道观有道长、祭祀陶瓷先祖的有“斋公”,负责神灵前的香灯供奉。

    这些寺观都需要瓷器,为满足其需要,就生产各种带有宗教文化造型和装饰的瓷器,宣传了宗教文化,但后来逐渐脱离宗教的涵义,普遍为陶瓷艺术所吸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陶瓷文化。景德镇对外来文化也是开放的。如接受外来佛教文化,宋代以后,景德镇窑许多瓷雕佛像相继出现。元代,蒙古在侵略中东和西南亚地区的战争中,虏掠了一批金、银匠回国生产,通过金、银匠生产直接或间接影响伊斯兰的造型和装饰艺术,即被景德镇瓷器吸收。随着对外贸易的开拓,景德镇为近东生产的青花瓷器大大增加,装饰上明显地吸收了伊斯兰文化。如伊朗和土耳其收藏的45—57厘米口径大盘,就是为适应近东人民席地而坐围在一起吃抓饭习惯而生产的。再从元代青花装饰的风格看,那种层次多、密而不乱、空间极为狭窄的构图方法,也具有伊斯兰图案装饰的浓厚特色。盘上采用同心圆环进行多层次装饰,就是典型的伊斯兰式,这和当时伊斯兰金、银器、陶器的装饰几乎一样。

    明代,受到伊斯兰造型和装饰影响已完全中国化了的青花瓷器,在郑和几次航海中,被大批量地带往东南亚和西亚等国家,以作馈赠礼品和贸易商品。永乐、宣德后,瓷器上又出现了梵文和波斯文字的装饰,如回回文白地青花大盘中就写有阿拉伯文字。还有新器型,如双耳瓶、双耳折方瓶、天球瓶等产品。万历年间,还有为欧洲特制的大批青花瓷器。这些瓷器的图案,基本上是根据欧洲客户需要而设计的,这又带有欧洲的文化影响。

    清代在国外进口的金珐琅和铜珐琅等器物的影响下,宫廷即用进口的珐琅彩料在铜胎和瓷胎上描绘,称为珐琅彩器,用瓷胎画的即为珐琅彩瓷。在珐琅彩瓷影响下,景德镇还创造了新的彩绘品种——粉彩。康熙年间,一批外国艺术家来到中国,成为清代宫廷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他们的立体素描技法和西洋透视法通过景德镇御窑厂,直接影响景德镇陶瓷风格。雍正时,御窑厂生产的广口花瓶、安装把柄花杯,都是吸收了欧洲特色的造型。还有接受外国商人各种各样的订货,如餐具、咖啡具、瓷乐器和镶嵌在桌椅上的瓷板画、圣经故事中的故事画,以及绘画国徽、国王或名门望族人像的纹章瓷等。这些外来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逐步为景德镇民窑所吸收、消化。

    景德镇兼收并蓄的开放性习俗,使得景德镇陶瓷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使得“瓷都”的发展就象长青树。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