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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考古

    交流 碰撞 融合 传承 发展视野下的好川文化 记“好川文化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

    发布时间:2018-01-1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7年发现的浙江遂昌好川墓地,以其独特鲜明的文化面貌入选当年度“全国重大考古新发现提名荣誉奖”。好川墓地的发现和好川文化的命名是浙西南地区史前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随后,又发现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遗存。2002年温州曹湾山遗址的发掘,2004年好川墓地东北坡平民墓区的发现,2017年江山山崖尾遗址的勘探试掘,均极大丰富了好川文化的内涵,加深了对好川文化的认识,为好川文化社会结构的探讨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视角。江西广丰社山头也可纳入好川文化分布范围。

    2001年《好川墓地》报告出版,系统、全面、翔实公布了考古资料,好川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元的文化因素,使其成为研究浙、闽、赣三省交汇武夷山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切入点。对该区域的史前文化的遗址分布、文化内涵、族群迁徙、文化交流、碰撞融合、传承创新等重大学术问题探讨具有举纲张目的意义,推动了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昙石山文化、樊城堆文化等史前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等问题的研究。

    太湖流域在距今4500年前后,洪水泛滥,生存环境恶化。良渚文化南征北进,直达岭南石峡;大汶口文化顺海路南下;屈家岭文化南压导致岭南土著文化沿河北上;此时昙石山文化的溯闽江北上、多支文化在武夷山北麓仙霞岭山地集结,成为文化交流的枢纽。好川文化多元文化融合的内涵正是这一大背景、大环境最生动、最鲜活的体现。

    为推动好川文化深入研究,提升好川文化知名度和影响力,2017年12月4日,“好川文化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办。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牛津大学杰西卡·罗森教授等来自国内外的80余名业内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主 题 发 言


    2017年12月4日,“好川文化发现20周年纪念活动”在杭州开幕。此次纪念活动由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遂昌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牛津大学杰西卡·罗森教授等来自国内外的80余名业内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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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川遗址发掘人王海明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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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发言

    活动开幕式在西湖博物馆举行。开幕式由中共遂昌县委常委、遂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邱战洪主持,中共遂昌县委副书记、遂昌县人民政府县长沈世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先后致辞。

    简短开幕式后,八位学者进行了精彩的主题发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海明以《好川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为题,系统回顾了浙西南地区的考古工作历程。1956年,温州瑞安山前山遗址进行了试掘,开启了浙西南考古的先河。夏鼐先生认为山前山遗址的发现意味着“浙江南部的新石器文化是另一种文化”。

    王海明对好川墓地墓葬的基本情况及随葬的陶器、玉器、石器、漆器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好川墓地出土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豆,且形式多样,并以垂棱、镂孔作为最主要的装饰风格。鬶是好川墓地十分有特色的器物。曲折纹陶罐主要流行于好川墓地晚期,可能与昙石山文化的影响有关。三喙罐虽然数量不多,但特征明显,周边地区未发现该器物,只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好川墓地出土石器有镞、锛、钺、刀、琀等,其中镞数量最多。好川墓地墓葬多数有玉器随葬,以钺、锥形器、珠、锛、管、钩形器、刀、玦、琀等为主。出土漆器大多仅见漆痕,大部分漆痕上粘附有各种形态的石片或曲面玉片,其形状可能与卞家山遗址出土的漆觚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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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王海明介绍了好川文化另外两处遗址——曹湾山遗址和山崖尾遗址的基本情况。曹湾山遗址(老鼠山遗址)位于瓯江下游的温州市鹿城区上戍乡渡头村,2002年11月~2003年4月进行了发掘,在山顶清理了35座墓葬,并揭露出成排的石础建筑遗迹。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且未出土陶鬶,这是与好川墓地不同的地方。山崖尾遗址位于浙、闽、赣三省接壤地的江山地区,1977年和1979年,牟永抗先生在此进行了调查和试掘,T2H1平面方形,出土鬶、豆、杯、罐、鱼鳍形鼎足等器物,器物组合形制与好川墓地墓葬一致,当属墓葬。2017年9月开始,对江山山崖尾遗址重新进行了调查勘探,揭露出好川文化墓地及相应的居住生活遗迹,发现好川文化墓葬50多座,已清理35座。墓葬形制平面近方形,鬶、豆、罐、杯为基本随葬品组合,陶鬶几乎每墓一件。在已发掘的墓坑规模最大的编号M33的墓葬中,出土陶器17件、漆器(痕)1件,其中出土的三喙罐是该遗址出土的唯一的1件三喙罐,显然墓葬主人的地位非同一般。山崖尾遗址好川文化墓葬的年代大体处于好川墓地的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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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明认为以好川墓地为代表的这一类遗存可命名为“好川文化”,《好川墓地》报告将好川文化的年代定为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至夏末商初。王海明认为,根据周边地区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比照好川墓地及新发现的好川文化遗存,好川文化的起讫年代有修正的必要。好川文化的年代问题是好川墓地发掘以来争论最多的问题。好川墓地未获得可供碳十四测年的标本,因而没有一个经科学测定的年代数据。而目前正在试掘的山崖尾遗址采集到了一些样本,或可为解决好川文化的绝对年代问题提供新的材料。王海明认为好川文化的分布范围在武夷山北麓,瓯江流域,往西可到(江西境内的)广丰社山头遗址。好川墓地早期墓葬中有大量良渚文化因素,如鱼鳍形足鼎、双鼻壶、宽把杯、三鼻簋、尊等,充分说明两者之间交流密切。玉锥形器、玉钺、石钺等的出现也可能与良渚文化的扩散传播有关。好川文化发现的镶嵌玉(石)饰片的漆器整体形状与良渚文化卞家山遗址出土的漆觚十分相似。其中漆器上镶嵌的祭坛状玉片与良渚文化玉璧上的祭坛状刻符相同,更是好川文化与良渚文化关系密切的又一实物证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贾笑冰在山东莒县采集的玉片与好川墓地的玉片几乎一样。好川墓地出土的三喙罐仅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发现,盉与花厅遗址出土的盉也十分相似。借鉴赵志军“小米是通过海路向南传播”的观点,王海明认为三喙罐也是通过海路向南传播的。江西广丰社山头遗址距山崖尾遗址仅40公里,出土的鬶、豆与好川墓地十分相似。好川文化中的深折腹豆、曲折纹罐等器物应是受昙石山文化的影响,条纹、曲折纹等装饰也与昙石山文化相关。石峡文化中的玉锥形器、石钺及曲折纹罐与好川墓地相似,应当都是受了昙石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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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戴伟在《好川墓地结构试析》的报告中对好川墓地的布局、结构和随葬品使用方式等进行了分析。认为一、二期墓葬随葬品总数与陶器数量呈正比,而三、四期墓葬随葬品总数与陶器数量不再呈正相关。这种随葬品使用方式在一、二期和三、四期之间出现明显变化的现象,可能与身份等级的体现方式发生变化有关。比如,三期以后开始以随葬多件陶豆,石钺、石镞、石锛的组合或石镞数量来标识身份。他将好川墓地一、二期归为早期,三、四期归为中期,五期归为晚期,认为早期墓葬集中分布于一处,埋葬集中,墓葬成组现象明显,中期出现集团内部的分化,在原有墓地的基础上分化成东片-北片墓群、西南片墓群和南片墓群,这三组墓群同早期墓葬的亲疏关系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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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岩在《好川文化的南界及与赣粤地区交流的初步考察》报告中,对好川文化与赣粤地区的交流进行了分析。李岩指出好川墓地的正南方向有牛鼻山文化的黑岩头遗址,西南方向有广丰社山头遗址。黑岩头遗址第一期M5中的豆、壶、簋,M6中的鬶、鼎、壶等器物与好川文化前段陶器十分相似。广丰社山头遗址第一期出土的豆、钵形豆、壶等器物与石峡文化中、晚期陶器相似,第二期F15出土陶器受石家河文化影响显著,年代大体与石峡文化晚期相当,第三期陶器显然受到钱山漾第二期遗存影响,封口袋足盉也见于石家河文化和广富林文化。社山头遗址第一期所见豆、钵形豆、壶等应是好川文化前段器物,至第三期基本已不见好川文化的因素。李岩认为好川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以第三期前后段为分界,早期与良渚文化晚期同时,晚期与钱山漾文化同时,未见广富林阶段的遗物,故在参考浙北地区编年序列的条件下,认为其年代当定在广富林文化之前。好川文化从空间关系来看,从温州向南,好川文化首先毗邻闽北的牛鼻山文化;昙石山文化在牛鼻山文化之南分布,诚然,在好川文化中可见昙石山文化的因素,但其传播途径更大的可能性是间接的,即通过牛鼻山文化或社山头第一、二期遗存进入好川文化的器物群中。社山头遗址第二期M8的垂棱豆,则显示了好川文化向石峡-樊城堆文化的传播途径,继拾年山之后至石峡遗址附近之矮石墓地见到好川文化墓葬,在空间上也就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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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博物院黄运明做了题为《闽浙史前文化的交流——以好川文化为中心》的报告,指出好川文化以前福建主要有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和闽江上游的牛鼻山文化两支史前文化,在牛鼻山文化早期主要是牛鼻山文化自北向南影响昙石山文化,到了牛鼻山文化晚期,昙石山文化开始向北传播,在这阶段昙石山文化的印纹陶罐经由牛鼻山文化进入到好川文化。好川文化时期闽浙地区的史前文化因素开始融合。他认为黑岩头遗址的7座墓葬形制与好川墓地相同,除出土了牛鼻山文化的簋、尊等器物外,也出土了好川文化的鬶、圈足盘、深腹豆、壶等器物,应是受到好川文化的影响。好川墓地中的鬶和印纹陶罐在墓葬中的位置较为突出,不与其他随葬品混在一起,这种现象在黑岩头遗址的墓葬中也有出现。他认为好川文化对闽北浙南地区的夏商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邵武肖家坊遗址中出土了三喙罐、壶、捏口杯等好川文化的器物,同时出土了着黑陶。好川文化的年代下限与马岭类型的年代上限应有重合,在这期间好川文化对闽北的夏商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后来闽北浙南地区黑衣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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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广明在《以武夷山为中心的闽浙赣交汇地带史前文化考察》中,指出了地理环境对区域文化所起的作用,后由崔涛介绍了江西靖安老虎墩遗址2009-2011年的发掘成果。

    上海博物馆陈杰做了题为《广富林·好川·良渚——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谱系的再认识》的发言。他首先指出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中,从良渚向马桥过渡的四五百年里,虽然有广富林文化、钱山漾文化被逐渐辨认出来,但具体的文化面貌、分布范围、演变规律和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依然不甚明朗。他从广富林遗址切入,以广富林遗址中存在争议较少的广富林文化为基点,审视了层位关系上更早的两个阶段的遗存。其中,以第⑦层至第⑨层为代表的遗存,包括一些水井、灰坑等遗迹单位中,出土大鱼鳍形足鼎、弦断绳纹罐、水波纹罐、捏口鬶、盘口罐、高领尊、三乳钉足壶、折沿豆、印纹陶罐等,是一批钱山漾文化或钱山漾阶段特征非常典型的遗存。而在第⑩层至第13层为代表的遗存中,遗物的面貌则与钱山漾阶段有很大的区别。其中大圆形及三角形镂孔豆柄、垂棱豆盘、中高颈鬶、管状流等,在可以明确的属于钱山漾阶段的遗存中很少发现。为了深入了解这段遗存,他以好川墓地的类型学分析为基础,用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晚期的典型遗迹单位比对了好川墓地的第一、二期遗存,认为好川墓地较早时期可以与典型良渚文化的晚期相当。同时,又提出了一点与好川报告不甚一致的看法,以好川墓地鬶的演变序列来看,发展到第五期的长颈鬶,即M58:9这类鬶所代表的典型第五期墓,其实是很少量的。这一阶段的印纹陶罐、浅圈足盘等,具有钱山漾阶段的特征。因此,好川墓地的晚期,有极少数墓葬应该进入钱山漾阶段。而好川墓地主体要早于现在认识的钱山漾阶段遗存。进而,陈杰再以这一认识比对良渚遗址群中的相关遗存,提出了以侧装扁方足鼎、大镂孔豆、矮颈或中高颈鬶、浅圈足盘、管流盉等为代表的“卞家山阶段遗存”。这批遗存在良渚遗址群内乃至宁绍地区普遍存在,即是良渚古城中目前称为“良渚晚期晚段”的遗存。但是,他认为目前发现比较明确的钱山漾阶段遗存的典型单位中少见或基本不见卞家山阶段典型陶器,而在卞家山阶段遗存中也少见钱山漾阶段遗存的遗物。由此看来,两者的关系主要是年代上的不共存关系。综合上述分析,广富林遗址第⑩层至第13层为代表的遗存、“卞家山阶段遗存”,基本相当于好川墓地偏晚期的主体遗存,我们对这一阶段的研究尚不充分,导致对良渚文明衰变的过程还得不出明确的认识。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期待有新的材料可以补充这一阶段的遗存内涵,而类型学研究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丁品在《好川文化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中指出,好川墓地发掘二十年来,与好川文化密切联系的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形成了一些新的共识,为好川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丁品认为好川墓地分期(五期七段)中的第三期前、后段之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良渚文化因素集中出现在第一期至第三期前段的墓葬中。好川墓地第一期14座墓葬中有近10座出现有良渚文化因素,带鼻或无鼻簋、单把杯和玉锥形器均是一期墓葬随葬品组合中的常见器物,说明良渚文化在好川文化早期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良渚文化晚期最典型的T字形足鼎、竹节豆等器物没有出现在好川墓地中,传入好川文化的大多是一些良渚文化的非典型因素。

    丁品将好川墓地出土的器物与新地里、平丘墩等遗址进行了比较,认为好川墓地第一期的年代相当于新地里良渚文化墓葬的第四段、浙北良渚文化小墓分期中的第二期,即良渚文化晚期早段。好川墓地第二期至三期前段的主体年代相当于新地里良渚文化墓葬第五至第六段、浙北良渚文化小墓中的第一期一段至二段,即良渚文化晚期晚段(不包含目前所认识的良渚古城晚期晚段)。好川墓地第三期前、后段随葬品及组合发生了变化,新出现了盉、垂棱豆等器物,印纹陶罐数量明显增加,好川文化的独特性得到充分演绎。好川墓地第三期后段开始,好川文化与环太湖地区钱山漾文化有密切的互动和交流,表明两者在年代上基本共时。丁品用“簋始鬶终”四个字形象说明了好川文化的相对年代,即好川文化兴起于良渚文化的(带鼻或无鼻)簋流行时期,终结于钱山漾文化细长颈袋足鬶演变到极致的时期。绝对年代上,丁品认为如果将良渚文化的下限定在距今4300年,将钱山漾文化的绝对年代定在距今4400-4200年,那么好川文化的绝对年代应在距今4600-4200年之间。此外,丁品对第五期M13(好川报告认为此墓年代最晚,晚至夏末商初)的相对年代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随葬品中的印纹陶罐(M13:3)与好川第三期M74:2、福建浦城石陂下山尾M1:20风格相近,而陶钵(M13:1)与好川墓地一、二期流行的陶钵也相近,因此M13的年代并不晚。


    专 家 座 谈


    精彩的主题发言之后,多位专家对报告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座谈会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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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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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博物馆

    刘斌:良渚文化最晚阶段的一两百年里,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文化面貌的辨认难度较大。过去,我们通常根据这一阶段遗存中出现的印纹陶,而将这些遗存直接归入马桥文化中,现在看来印纹陶在好川、钱山漾这个阶段就已经十分典型。由于长时期以来对这一阶段的认识比较模糊,我们对于良渚古城发展到末期的时候表现出的文化面貌是否还应该称为良渚文化,仍有疑虑。今天,在好川二十周年的纪念会后,又安排了这样一个小型座谈会,即是为了听取更多专家对于我们目前这一困惑的高见。

    秦岭(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早在1999年,我便去过遂昌。当时就感觉路程十分艰辛。想来,经过这么长距离的跋涉,浙南山区还是出现了受良渚文化影响的遗存,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明天的会议日程里,代表们能去遂昌现场参观,特别有意义。当我们一起走过这样一段路程后才更能体会环太湖平原地区交流的便利性,突显出与浙南山区间交流的不便利性。这种差异在好川遗址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受到良渚文化的零碎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又是一以贯之的。

    通过观看展览,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第一,好川文化的玉石钺,和良渚一样,也是身份标识物。但这并不是从好川墓地最早阶段就有的,而是到了有台阶形玉片共出的那个阶段,即好川墓地第三期前后。这些玉石钺的使用和在典型良渚文化中的情况不同。从形态来看,好川的钺为扁方形,有两件还是单面管钻,有一件为了捆缚在肩部有掐口。这些特点显示出,好川的钺可能沿用了良渚玉石钺的观念,但在制法和玉料的来源上跟良渚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一种本土化的、利用良渚观念的表现。相反,玉锥形器是良渚的,但又不是良渚特有的东西,它在大范围内被很多文化所接受。然而,这种使用更广泛的玉锥形器是到了最晚阶段出现的凸榫不打孔的类型。最近,在其他地区的新材料中也有所反应,比如山东焦家遗址、福建三明南山遗址。这是一个从泰山北麓一路向南到石峡所在的粤北地区的广大范围。这种凸榫收尖、不打孔的玉锥形器,与良渚典型的玉锥形器相比,很有可能存在不同的用法、不同的象征意义。所以,在讨论文化交流时,要考虑层次的不同。不同的器类和不同的器用制度上,体现出的交流方式可能并不一样。

    最后,我想发表一点与主流意见相左的个人想法,即是不是要把陶器的谱系研究作为一切研究的基础这一问题。我们能不能用别的东西来做一个最基本的大家不会有争议的框架,比如说测年的数据。同时,通过现在的调查,建立一个更加细致的由生态环境决定的人类不同的生计选择的框架,来反观今天各位老师们对于谱系的争论,反观造成文化面貌上相似性的原因,可能是一个新的角度。

    宋建(上海博物馆研究员):承接着北大秦岭教授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也有同感。通过器物形态对比建立的文化谱系并不是万能的,有很多局限性。做器物形态的对比,各人都会有自己的比较标准,往往把材料和自己熟悉的那套东西去比对,结果自然有一定的主观性。随着碳十四测年精度的提高,有必要使传统的谱系方法和碳十四测年结合来定年代框架。

    对于好川的文化性质,我仍然坚持二十年前的看法,认为这还是属于良渚文化的地方性变体,或称为“好川类型”。之所以这样提,是因为好川这批材料中存在大量良渚文化的因素。对于直接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叫法,我向来比较慎重。广富林遗址当初发掘的时候,我写文章就用“广富林遗存”。要不是钱山漾遗址也发现了这类东西,我到2006年可能都不会称其为文化。其实,文化分得越细,对于那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遗存,分辨起来就越困难,而如果区分得粗一些,抓住核心因素,反而比较容易从整体上把握。另外,良渚文明非常伟大,如果把良渚文明的核心区域局限在环太湖地区,则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良渚文明的辐射力,比如到了钱塘江以南,并不一定每个地点都被扩张的良渚文化所占据,而那些受良渚辐射影响的地点可以归为良渚文化。

    关于好川遗存的年代问题,陈杰与丁品的发言非常到位。我基本认同他们的意见。但是,结合他们两位对好川遗存上下限的卡定,其年代跨度还是有几乎600年。好川墓地能不能持续这么久,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我在纪念良渚发现七十周年的文集上发表过《良渚文化衰变研究》,就是着眼于良渚文化结束的时间。当时我在良渚第六段和钱山漾之间加了第七段遗存,没有展开讲。今天,陈杰根据新的材料,已把这个问题补充得比较全面了。私下与丁品讨论,说起他的研究方法,我认为存在一些先入为主的问题。他首先把环太湖地区分成良渚和钱山漾前后两个阶段,因此,在垂棱豆的序列上,也就形成了从良渚到钱山漾的一条发展线。然后,他用这同一个序列标尺去衡量环太湖地区和好川的垂棱豆形态,认为好川的垂棱豆是从环太湖地区传过来的,当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衰落了之后,在好川发扬光大,然后再影响环太湖地区。那么,为什么不可能在两地自成发展体系呢?或者,传播的方向就没有其他的可能?这涉及研究文化传播的方法论问题。

    统观我们的认识,对于良渚文化的发展顺序,其实不存在很大的异议。倒是怎么看待良渚文明衰变阶段社会的动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加重要。


    吴卫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在好川的器物中,一些文化因素具有早期遗风。比如三角形镂孔,是崧泽文化中特别兴盛的装饰风格,经过良渚,一脉相承但又有所衰弱,到了好川却又大量出现。丁品的分期反映出好川在第一期到第三期,都有良渚风格的东西。其实,在好川第三期时,良渚可能都已经结束了,影响却还在好川持续着。这就提醒了我们要认识到,在成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中,接受祖辈的文化风格,应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此,在时间轴上,早期遗风,可能在更晚期的遗存中出现,需要我们去辨认出来。在地理的横轴上,良渚风格的器物有从核心区的浙北平原往西南方向逐步递减的趋势,以及从河谷到山地递减的趋势。我们假设良渚文化向西南传播的主航线,是从金衢盆地往江山再往赣北平原,因为这一路线是畅通的。而好川遗址的出现,则偏离了主航线,翻过了仙霞岭往山区里走。这自然就伴随着文化面貌上的差别。其背后的原因,也值得思索。

    对于钺,我跟秦岭的看法不同。我觉得好川墓葬中随葬的钺,已经不再作为重器使用了。此时人们对于钺的观念,可能已经只停留在只知其形、不知其神的地步。好川墓地的这批器物,更多的具备了长江中下游甚至黄淮一带的普遍因素,而并不是江浙的特有风格。如空足鬶、管流盉、三足盘、矮圈足的浅盘,包括石器的小型化现象,整个长江中下游都很普遍。抓住这种大区域的普遍性,有助于对其相对年代、文化性质做出判断。同时,好川也逐渐吸收了武夷山一带山区的文化因素,也受到了一些经由淮河流域逐渐传入的外来因素的影响。梳理了这些以后,好川文化有哪些自身特征,需要再提炼。个人觉得,最有特点的是玉器制作中的曲面切割技术。通过线切拉出一个比较好的曲面,在玉器制作中属于比较高超的技术。像石家河的减地技术一样,是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的。

    好川遗存与钱山漾、广富林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一定要排出一个谱系关系来?其实,正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良渚这么大的统一体衰变了以后,人群离散是很自然的。良渚衰变以后,到了好川的这一支可能发展得比较慢,在物质文化程度上不如北边,是很正常的现象。再回顾一下好川这批东西,还有一些现象意味着生活方式上某种形式的强化。比如,鬶、豆随葬的特别多。而且,鬶的摆放相对独立,虽然没有固定的位置,但总在东南西北角,很少出现在中间,也没有其他器物与之匹配。延续良渚传统的镶嵌玉片的漆器,也出了好几件,也是一种刻意强化的文化体现。


    张敏(南京博物院研究员):我对于好川文化,仅有一点泛泛的了解,在此只能谈些题外话。第一,好川遗址的年代,应放在中国当时大的时代背景下来做通盘考虑。因为这个时期,是华夏文明国家诞生的前夜,是一个文化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有文化的迁徙、碰撞、扩张和消亡。我们应把好川到武夷山南北这个小区域内的文化,看作是大背景下的一个文化现象。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进入衰落阶段,总的趋势是向北迁徙的。江苏花厅、陆庄、蒋庄等一系列的发现,对良渚文化的去向有指向性作用。而好川反映出来的只是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更多的是仙霞岭南北的这套东西。如果代表良渚文化核心的礼仪制度没有到好川、高等级的礼器没有到好川的话,说明良渚的上层建筑也未必在好川发生。第二,是关于百越民族文化区的问题。百越民族文化区的分布范围,最北到江苏东南部,安徽境内基本到新安江流域,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全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还包括台湾、南岛这一片,是一个大的文化区。而良渚属于东夷民族集团,良渚以后百越民族才填补了这一区域。这个百越民族文化区里,因为共同的族源、语言、生活生产方式,反映在器物上就是共性为主、异性为辅的文化面貌。我们往往擅长于区分很多文化类型,割裂了很多内折联系。宏观上来看,强调文化的共性,则是强调对民族共同体的认识。我们做考古,目的不是为了考古而考古,不是为了分期而考古,最终还是为了研究国家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考古研究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夏商周的这一个时期,古国、古族、古文化的问题,都应该放到议事日程上来。


    杨楠(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我谈几点感受。第一,好川墓地的发现填补了浙西南史前考古遗存的空白,其实,不仅仅是浙西南、闽浙赣交界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东南部,这都是一批用以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资料。好川的相对年代,特别是下限还有争议。这是我比较关心的。我在1980年代末,为了了解一些最早阶段的土墩墓相关资料,曾经在江山做过一些调查。这一阶段涉及夏商之际,可能更早到二里头晚期。因此,很希望在浙西南地区能发现这一阶段的遗存,为土墩墓的来源提供线索。第二,好川报告中的类型学研究很扎实,因此,也是我给研究生开设的《考古文献研读》这门课中选入的范本之一。第三,关于类型学和碳十四测年的关系问题,其实不需要过多讨论。因为,传统的类型学研究,始终都应该是我们做分期、判断相对年代的基础。至少就目前来看,以碳十四数据取代类型学建立文化谱系,是不可能的。况且,碳十四数据无法细致到针对每一个具体的遗迹单位,且对于数据的选用,研究者也往往会经过一定的筛选。看似科学的数据,却存在人为的取舍,其结果也只能是相对准确的。


    孟华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抱着学习的态度参加此次会议,在参观展览并听取专家的报告之后,我也简单谈些感想。第一,目前看来,江浙一带的考古学文化种类很多,关系错综复杂,仍有必要加强谱系建设。第二,好川这批材料有很多东西隐约和长江中游有点联系。我首先想到的是岱子坪遗址,因为好川这种近方形的墓坑,在岱子坪也有,也出土过一些与良渚有关的器物。还有像长颈鬶这类器物,与石家河文化也有关系。因此,好川的文化面貌比较驳杂,给人似是而非的感觉。我感觉,好川文化,既然是一个文化,就应该有具有代表性的一类器物组合。在报告中,有两类遗存可以考虑从好川文化这一整体中摘去。一是最早期的几个出钵的墓葬,和好川墓地主体的差别较大;二是第五期,有个出倒梯形双孔石钺的墓葬,也不像好川墓地的主流。因此,把这两类遗存区分出去以后,好川文化的整体性更强,好川文化的概念可能也会更准确。基于这个认识,我个人认为,好川墓地的第二至四期,包括第一期和第五期的部分墓葬所代表的这个阶段,应当处于屈家岭文化之后、后石家河文化之前,即相当于石家河文化阶段,距今4500至4300/4200年之间。


    郭伟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个人感觉上,好川这批遗存像是被良渚“甩”出来的东西。这批人在良渚的衰变阶段才到了这里,意味着,在良渚文明走向灭亡的过程中,可能有一部分人逃难到了这里,躲进了山区。经过缓慢的发展,产出了自己的风格,同时也受到这一山区周边风格的影响。长江以南,或者被称为“百越”的这一大片区域,从文化面貌来看比较破碎,正如百越各有君长、各自为政的情况一样,这里很难形成一个统一性的、可与长江黄河这些核心地带抗衡的国家体系。从史前开始,整个南方,是被慢慢地拖入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我们怎样去面对好川墓地表现出的这些比较杂乱的文化因素?实际上,今天专家们的认识,大体没有逾越发掘报告中已经谈及的问题。好川墓地从早到晚,不停地有外来因素的影响。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和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等文化很像的那些器物,如尊、鬶、豆等。但好川与屈家岭、石家河毕竟没有多少关系,还是与良渚的关系更密切。因此,如果我们用其他地方的年代标尺来介定好川的年代,会引起错觉而误导研究者。为此,我们对于好川遗存本身,还应再做些工作。


    宫希成(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20世纪90年代,我有几年在安徽南部黄山地区新安江上游做了些考古工作。最初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好川的资料一经公布,我就很感兴趣。在新安江上游以新州这个地点为代表,文化面貌主要跟钱山漾很接近。我希望通过好川出土的印纹陶所代表的下限年代,去判断新州的下限。前几年,在对新安江上游地区的资料做了整理以后,我曾想命名一个“新州文化”,但也还是底气不足。这些山区遗址的保存状况有它们的自身特点。因为山区交通比较闭塞,我们发现的遗址往往面积很大,却没有很完整的文化层。文化堆积断断续续的,要找到有意义的分期资料很困难。随着这些年广富林文化、钱山漾文化的提出,这个区域的文化序列越来越清楚了。我赞同好川文化的提法,至于其内涵范畴有待进一步深化完善。在闽浙赣的大区域中,当然也应包括新安江上游,好川已是发现最为丰富的地点了。我基本认同报告中五期的分法。等到有了山崖尾等其它地点的资料,可再进一步论证好川文化的分期。这一分期,可以作为闽浙赣大区域中新石器时代末期判断考古学文化相对年代的标尺。我个人的意见是,目前对好川文化年代下限在夏末商初的认识,是偏晚的,可能需要大幅度提前,置于距今大概4000年前后,比较妥当。

    严文明(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资深教授):我在这里谈点自己的感想吧。好川遗址当时能够被发现并保护下来,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有赖于各个方面的配合。我了解的情况是,当年由于当地老百姓的水田太少,想把岗地推掉一些扩大水田面积,改善下生活,结果推出墓葬来了。当地的文物干部很快就把这一情况报到省里,省里很快组织了考古队进行工作。由于当地干部、群众对这一情况非常重视,考古工作才能及时开展。其实,在全国被破坏的好遗址不知有多少,要不是这些有心人上下配合,这个墓地就没了。我觉得,今天召开这个好川文化二十周年的讨论会,也是好川墓地发现二十周年的纪念会,很有意义。当时,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墓坑挺大,但东西不多的现象。墓坑有大小的分化,大墓的墓坑是挺大的,甚至好多良渚墓葬的墓坑还没这么大。这说明墓地的主人虽然穷,但还是存在着阶级分化。墓地中,陶器是主要出土物,但陶器的质地太差。如果当时不及时修复,这个讨论会就不存在了。当时,省里请了山东的技工临场修复。可以说,好川遗址的考古工作,一步一步做得很好。这次讨论会,在好川发掘二十周年时开展,很是时候。如果放在以前,很多问题还无法讨论。这说明,在这二十年里,中国的考古工作、浙江的考古工作有非常大的进展,才使得我们有基础分析好川文化的方方面面。这次讨论会,对我们二十年来的工作是一个很明显的检验。我也很高兴看到,中国的考古学有了很大的进展,无论在方法上、理论上,都有很大的进展。最后,谈谈今天很多专家的发言。大家的认识都不太一样,这是好事。学术的发展就是需要百家争鸣。但是,在讨论问题时,我们要深入了解一下用的方法对不对,理论有没有问题,在争鸣的过程中来发展我们的理论和方法论。我们做考古一定要注意把握好时空。把握空间很容易,哪个遗址在什么地方,周围是怎样的地理山川。而时间如何定位,就不那么简单了。我多年以来的想法是,首先要在一个区域里把前前后后的文化排列清楚,这并不等同于文化谱系。一个地方早晚不同的文化不一定属于同一个谱系,可以有被同时期其他文化所替代的现象,当然,文化自身的发展也会有一些规律。通过这一个区域里不同遗址的地层关系,辅助各种技术手段,把一个区域的考古学年表建立起来。等到各个区域都建立起自身的年表,文化间的比较才有了时间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只是看到类似的器物就拿来比较,就很难把握准确。这次会议,来了很多方面的学者,也谈了很多文化关系,有很多讲得很对,也有一些就是缺乏这个基础。那么,以后的考古学应该怎么发展?除了要有方法论和理论上的进展外,刚才说的这个基础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基础掌握好,我们的考古学前途还会更光明。中国,幅员辽阔、文化悠久、民族众多,致使文化面貌十分复杂,是一方能够产生考古学理论和大师的沃土。这也是我对在座各位的期望,希望我们的考古学有更大的进展,我们的考古学队伍里能产生大师。 (记录整理:朱叶菲  朱雪菲  王海明)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