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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十三行行商伍秉鉴签收的一张收款单

    发布时间:2018-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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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美关系史上,广州是一座重要城市。乾隆22年(1757年),清政府将自海路而来的中西贸易限定在广州一口,从而使广州获得了一段特殊发展时期。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跨洋过海,首航中国,抵达广州,揭开了两国人民交往的序幕。从那时起,美国商船每年都满载西洋参、毛皮、羽纱和棉花等货物,前来广州出售,又从广州满载瓷器、茶叶、丝绸而归。

    近日,爱国华侨、2008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赵泰来先生向我出示他新征集的一张收款单,并同意我研究发表。这张收款单横20.3厘米,纵16.2厘米,上有用鹅毛笔书写的英文和用毛笔书写的中文,其中上半部分的内容为英文,如下:

    Rec’d of Ellison & Bull Baring & Co note in my favor for thirty three thousand three hundred thirty three 33/100 Dollars @ four months with interest from the date as a cash payment on account of the ship Milwoody Cargo. Canton December 28th 1811。33333 33/100。Duplicated 。Houqua.

    在学友毛铭博士的帮助下,现将上述英文转译中文如下:

    本人收讫一张来自Ellison & Bull Baring公司的票据,是支付Milwoody船出口货物的现金,已包含四个月的利息,总计叁万三仟三佰三十三点三三元。广州,1811年12月28日。誊本。浩官。

    按1811年即嘉庆十一年,12月正是外国商船准备返航本国的时间。表明该张收款单正是写于外国商船准备返航本国之际。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每年夏季6月至8月,外国商船借助季风满载货物驶至广州,经过数月繁忙交易,又于冬季满载货物返航本国。收款单的英文签名“Houqua”正是广州著名行商“伍浩官”。伍家第二代中的第二位浩官伍秉鉴,字成之,号平湖,又有敦元、庆昌等别名。中山大学章文钦教授认为,“伍秉鉴于1802年(嘉庆七年)与公司贸易份额居行商第三位。1806年(嘉庆十一年),已与潘启官和茂官并列为老资格行商,被大班称为‘广州商场上的一个重要分子’。1807年(嘉庆十二年)他居行商第二位。1809年(嘉庆十四年)跃居首位,1811年(嘉庆十六年)列在茂官之后第二位,1813年(嘉庆十八年)列为总商之首,登上首席行商的位置。”(《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11月,第42-43页)可知,1811年的伍秉鉴在广州行商中已位居重要地位。

    该张收款单的右下角,从右往左竖写5行中文:

    收到花旗士蔑/船出口货价,还/来银叁万三仟/三佰三十三元,/银货两讫。/

    非常有趣的是,收款单中所书“士蔑船”是英文“ship Milwoody”的粤语音译。这种译法,正是当年广州流行的“广式英语”,即后来的洋泾浜英语。从收款单所书中英文判断,那时的广州人似乎并不太了解“Ellison & Bull Baring公司”。广州行商们应该是从该公司“士蔑船”上所挂国旗来判明该船国籍即花旗国,故在收款单中文“士蔑船”前加上“花旗”二字,以示其国籍。“花旗”是当年广州人对美国的一种称谓。如爱汉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五月·论”条记载:“话说有江西人,至广州府,遨游省城,直到十三行,突然瞻眺看一看,只见插花旗……要知那花旗之义,再三思想,并无计策。”道光丁酉年即1837年。该书“道光丁酉年六月·姪外奉叔书”条进一步写道:“舟车所至,人力所通,遍有居民,莫不知有花旗矣。此旗之星,表其国之列省,合为一国也。”

    收款单里没有提及“花旗士蔑船”的进出口货物,但我们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年二月·广州府”条和“道光戊戌年五月·贸易论”条所记可推知当年来自花旗国的商船运来广州的货物有大呢、羽毛、哔叽、绵纱、洋布、手巾、花布、人参、呀兰米、水银、锡、白铅、黑铅、铁、铜、鸦片、沙藤、皮、银、杂货等,从广州买走的货物有武夷茶、绿茶、各项丝绸与各色布等。当年双方贸易额基本持平,据《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十二月·通商”条记载:“亚墨哩加兼合列邦,即花旗国,在道光九年,入银七千四百万员,出七千二百(万)员。”

    目前,我们不清楚Ellison & Bull Baring公司和士蔑船的详细情况,但从这张收款单可以看出,当年贸易商人虽然语言沟通尚不流利,使用的英语仍然是蹩脚的广式英语,但并不影响彼此贸易,中美贸易一直在进行之中。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