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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戈不容渎 犯者必惩戒

    ​ ——从新见郳公戈谈起

    发布时间:2018-01-09孙敬明

    先秦时期海岱区域古国众多,尤其鲁南一带更是方国林立,直至战国时期尚有“泗上十二诸侯”之谓。今枣庄一带有:历史极为久远的夏代老牌曾和薛、商代见于甲骨文记载的邳、西周初年新封的滕;以及西周晚期从邾国分衍而出的郳与滥国。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发展文化积淀,在此广袤的区域内留存丰厚的人类文化遗存。大地坤厚,黄土沉沉,掩埋着众多的城址、宫阙、碑碣、造像和无数的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的丧葬之圹。它们长眠地下数千年,机缘所致罹患无数次天灾人祸而脱逃浩劫保留至今,这一切都是极其重要、弥足珍贵的人类文化物质遗产。而作为后世子孙,无论从天理人伦还是从国家法律来讲,都应对此心怀敬畏,履行保护。

    但总会有些执迷不悟、利令智昏者,对地下的宝藏生贪婪之念、怀觊觎之心,利欲驱使遂置国法天理人伦于不顾,铤而走险,执探铲锨钁、携炸药雷管,遁地掏洞盗掘墓葬,而使封存地下数千年的人类文化的历史杰作毁于瞬间,如封冢享堂、墓穴修筑、壁画荒帷、棺椁形制、礼器陈设、干戈处所、丧葬理念与名物制度等等皆破坏殆尽而无从探究。

    去年,在国家公安部督办,由山东省公安厅、枣庄市与滕州市公安局破获的滕州官桥大韩村春秋大墓被盗案,获取被盗文物220余件,其中春秋中期郳公戈为国家一级文物。此戈形体硕大,保存完好,胡上铸铭文两行十二字,曰“郳公克父,择其吉金,作其元用。”(见本报《新见郳公戈刍议》2017年5月30日第7版)笔者有幸承山东省博物馆馆长郭思克先生之雅,得同国内著名青铜器学家、考古学家吴镇锋、崔大庸先生等对此戈目验心究,深感获益良深。因甫出土,且铭文修颀掩隐于土锈之下,上午仅初步辨识“郳公克父,”继之“择其”,遂定为二级;蒙崔大庸先生悉心用手机拍照铭文,藉以放大而发现其余铭文,下午大家再次摩挲铜戈,最终共同考释得全铭而定为一级。

    同时还有一件铜戈,形体略逊郳公戈,胡部有铭文三字,书体远比郳公戈清晰,初释“侯昃之”,然总觉铭文辞例不类。最终经过再三审视,反复研讨,发现此乃新刻铭文;并且比较1982年滕县(今滕州市)洪绪公社杜庄村出土的春秋晚期“滕侯昃之御敦”(陈青荣、赵缊《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集》齐鲁书社,2010年10月版第3160页,以下简称《海岱》)、1980年滕县西寺院村荆河南岸出土春秋晚期“滕侯昃之造”戈(《海岱》3161),以及见于著录山左出土的春秋晚期“滕侯昃之造戈”(《海岱》3162)等,遂确定该铜戈属春秋晚期铸造。戈铭文“侯昃之”尽管不类,然属于截取“滕侯昃之造”戈新刻,故其属于一般文物。

    《左传》成公十三年(578)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郳公戈出土地在薛国故城近郊,从出土钟、鼎、盘、匜、鉴、盂、簠、壶礼器与剑、戈、矛、镞等兵器,可以断定此墓注主应属于春秋中期薛国诸侯。1972年滕县官桥公社狄庄大队社员在薛国故城东城墙内取土时,发现春秋中期铜簠四件,其中三件铭文相同均刻在器底内,曰:“薛子中(仲)安作旅簠,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另一件铭文刻在器底,曰“走马薛仲赤自作其簠,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文物》4/1978)。大韩村大墓出土铜簠与薛国故城遗址出土的四件铜簠,宛若孪生姊妹,故其时代、国别应当相同。铜壶则与薛城遗址薛国墓葬出土的“薛侯行壶”(《考古学报》4/1991)如出一模。同时,有的铜壶与沂水刘家店子莒国大墓出土的莒公铜壶形制相同(《文物》9/1984),表明薛国与莒国之间的交往关系。大型铜矛带有菱形暗纹,与临沂凤凰岭春秋大墓出土者相同,应该属于吴越一系;还有青铜短剑剑首之喇叭口内的同心圆弦纹,亦体现吴越同种兵器之特点。枣庄一带曾出土莱、杞、曾、邳、宋、费、番(沈)、邾、郳、鲁、滕、薛、铸、越、秦、华等国族带铭文青铜器,其中多为当地古国族所铸造,亦有来自江淮、东海等地古国者,反映当地对外文化交流之情景。郳国墓葬主要在枣庄山亭东江一带,故其国都应相距未远。郳公戈在薛国墓葬出土,证明相距密迩之两国间交往关系。

    经过滕州之行,尤其与诸位著名专家学者共同观摩切磋,笔者有幸得见并辨识两千年前之郳公戈,且聆听高明,自觉善缘匪浅。于是联想到1996年冬日,公安部门在济南东站截获一宗涉案文物,其中有一柄青铜剑,被有关方面认定为越王剑。但是山东省文物局老专家台立业老先生对之持疑,并建议派人携剑莅潍让敝人再看。当时笔者办公室在国保单位十笏园松树院东厢房知松堂,顷见潍坊市公安局二科程磊先生陪一客人带剑来访,其仅称朋友得此剑而托请鉴定。笔者曾任潍坊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每年例行与公安局联合赴县市区进行文物安全检查,得多与程先生相过从,且其为人热情,故欣欣然而把剑观摩,该剑铸造精良,堪与考古发现和见于著录的越国诸王之剑相媲美。因知松堂百年老屋灯火昏暗,在室内审视约半个时辰,起初总觉剑器分量重而压手,铭文为“越王越王,诸旨於赐”似是没什么问题,但总觉有疑问,未敢遽然断定真赝。于是到院内正房廊下细细审视,因剑分量较重,长时间观察而手不能持,故将剑端依托在博物馆冬天用作覆盖花棚的草帘之上,几乎是看了半上午,最终断定那柄剑为新铸造的。于是到前院博物馆办公室出具鉴定意见,署名并钤印公章。最后程磊先生才历数事情经过,而此前浙江省博物馆先于香港得“越王越王,诸旨於赐”宝剑庋藏,盛名天下,而征集价格亦属不菲。此事过后总觉心怀惶恐,试想鉴定之事,事关人命。真器视之为赝,则不能打击违法犯罪,真理王法何在?而赝品误判作真,则同是失职。一旦入藏,则总有真相大白之一天,故尝思量假如落得如此境地,则生难面对天下,死则九泉难安矣!鉴定之事慎之又慎也!故同梓乡贤陈介祺老夫子名言,鉴定文物得“心细如发,目光如炬”,常在耳侧时时警响。

    还有,1997年临淄农民韩如水先生,在齐国古城东南不远大夫观村淄河西岸挖沙,发现一柄铸有铭文的青铜剑,当时闻讯的收藏家、文物贩子纷纷上门,尽管不认识上面的文字,但是仍按字数多少,比竞出高价收买。然韩先生却不为所动,将剑持与自己小学老师后任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的老馆长张龙海研究员,请求辨识文字。1998年初,笔者陪山东省钱币学会领导出席淄博钱币学会颁奖仪式,会间承蒙老朋友张龙海先生告知出土铜剑且带有文字之事。因陪省市领导会后奔赴潍坊成立钱币学会,故未能得睹铜剑。事后临淄博物馆朱玉德先生专程来潍接去临淄辨识铭文。该剑长59厘米,中间起脊而挺拔庄重,宽4.2厘米,重1000克,茎为扁圆形,长9.5厘米。剑脊上铸有“郾(燕)王职作武某旅剑”八个铭文(《考古》6/1998)。当其时也把剑在手,心情无比激动。因为 “燕王职”即战国燕昭王。战国后期燕昭王变法革新,重金养士,公元前284年,正值燕国强盛之时,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率领燕、秦、楚、赵、魏、韩等六国联师伐齐,先攻下齐都临淄,皆取宝物送回燕下都,随后数月内攻掠齐境城邑70余座,唯有即墨与莒未被攻破。公元前279年齐国田单在即墨以火牛阵出奇制胜,大败燕军,于是乘胜出击,金戈铁马以风卷残云之势,短时间内将燕军逐出齐境,迎齐襄王还都临淄。而燕国兵器在齐境内出土数量最多,但是自宋代以来仅见戈与矛带铭文,而此燕王职剑则是首次在齐都近郊淄河岸畔出土者。此前,先恩师于思泊省吾先生大著《商周金文录遗》编号595收录一件,但是时过半个世纪,已经不知下落,1977年陕西洛川出土一件,但是残为两截(《考古与文物》2/1983),而临淄喜得这一剑,则是完好如初,文字清晰。尤其在齐国故都附近的淄河出土,其对研究战国晚期燕国攻下齐都占领齐国全境,则是最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当韩如水先生得知此剑如此重要,遂决定捐献齐国历史博物馆,大家更是欣喜无比,笔者建议临淄区领导对韩如水重加奖励,并新闻部门多所宣传报道,后来在中央电视台还有专访节目播出。

    历史文物属于国之瑰宝,是人类共同文化遗产,发现文物保护文物则是每个社会公民的应尽义务,成绩突出者,自然得到社会的表彰而载誉历史;否则必定得到惩处,此正所谓殷鉴不远,自应铭记者也。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