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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说华夏 探源写春秋 ——读《马世之学术文集》

    发布时间:2017-12-26章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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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以来,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一直存在着争论,疑古思潮与“中国文明西来说”颇有市场,上古华夏文明也曾被否认和鄙视。但随着近代考古学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广大考古与历史工作者也一直在进行着民族历史的重建工作,使我们对自身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历程逐渐有了更为清晰的体认。

    马世之先生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河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考古与历史研究工作,即使近年遭受病魔侵袭,仍以耄耋之年孜孜不倦于上古华夏文明的探索,令人感佩。《马世之学术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是其主要研究成果的集结,该书于2017年5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共收录作者自1983年至2014年期间公开发表的49篇研究论文,内容涵盖了古城古国、文明起源、伏羲文化、炎黄文化、颛顼文化、楚文化、姓氏文化等七个研究主题。笔者拜读《文集》,受益良多,就此略谈几点感受。

    紧密结合考古成果  考证古城古国

    马先生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早年曾参加郑国渠白公渠考古调查和彬县下孟村郑韩故城考古工作,有着扎实的考古专业功底与实践经验。长期练就的专业素养和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使马先生在先秦城址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发表了《略论城的起源》《试论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试论商代的城址》《关于史前城址的规模与人口问题》等数十篇论文,并出版了《中国史前古城》等古代城市研究专著。《文集》中“古城古国研究”专题共选取了18篇相关论文,集中代表了马先生的古城古国研究成果。

    众所周知,城市、文字和金属器一般被认为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城市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文明得以确立,城市的出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多处早期城址陆续被发现并进行了发掘,引发有关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文明史地位的热烈讨论,加速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步伐。在这一过程中,马世之先生在先秦城址研究方面成绩斐然,有着多项值得称道的成果。如:

    《试论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一文,马先生认为中国古城形制基本模式产生的两个重要背景概念是豆腐干式的“方块田”规划方法和“天圆地方”的自然认识论。这是从综合角度对城市形制模式做出的合理结论。

    《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的“象天”问题》一文,以黄帝至唐代间的主要朝代都城建设规制为纵向考察对象,梳理出了中国古代都城体制的“象天”,即祖述天文的基本特征。

    《试论城的出现及其防御职能》一文,通过合理运用出土文献成果,有力增强了文章结论的可信度。如从“城”“郭”“邑”“国”等字在甲骨、金文中的字源角度,对其进行字体结构和字义分析,来证明早期城的基本形制为方形,主要职能是防御和自守。

    另外,在侧重于某一城的研究论文中,则多将古城址放在生态的、历史的、文化的大环境中去考察,通过论证古城的形制等要素,增加了古城址研究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深入考察多点多处  探源华夏文明

    上个世纪疑古学者曾将我国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看作伪古史体系,认为上古传说是我国秦汉间人们在大一统历史趋势的影响下,依据主观想象而设计和编造出来的历史蓝图和社会发展模式,殷商以前的华夏历史——包括《史记》《左传》等书的记述,也被认为是秦汉学者的伪造而不足信。

    然而,随着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考古事业的进展,地上地下二重证据乃至多重证据材料相结合,以事实证明了中国上古文明史的辉煌存在。如甲骨文的发现和释读,证明了殷商文明的存在。甲骨文中甚至还有证据证明伏羲、女娲等远早于殷商时期的上古传说人物的实存,是对华夏文明起源前溯的重要文献证据。

    《文集》中有相当篇幅集中于华夏文明前期存在与发展问题的研究上,如文明起源、伏羲文化、炎黄文化、颛顼文化等四个主题,这也是当年华夏文明起源探讨的重点问题。

    在考古发现日渐丰富的今天,尤其是新出土材料对上古史中许多空白的填补,不断推动我们对诸多问题的再认识,就像甲骨文的出土证实了殷商的真实存在一样。那么,被认为是臆造的“五帝”,真相究竟何为?从“浑沌之气”到女娲、燧人、庖牺、炎黄的传说,真相又是什么?马先生对这些华夏文明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多点考察和探索。如《黄河流域文明起源问题初探》一文中,将黄河流域分为三大历史文化区:洮湟区、中原区、海岱区。从农业与文明的关系、城市的发展、文字的出现和金属器的制作等几个方面论述了黄河流域的文明起源问题,认为仰韶文化时期已经露出了文明的曙光;《伏羲女娲与中国远古文化》一文分别对华夏文化、东夷文化、苗蛮文化这三大部落的文化发展具体情况进行了描述和探讨,认为“伏羲不是一两个民族的祖先,而是我国古代许多民族共同的始祖,女娲则是各民族共同的始祖母……华夏文化是由伏羲文化直接发展而来,东夷文化与苗蛮文化则是伏羲文化在东进南渐过程中经过互相融合而逐渐形成的”;《试析炎黄文化的发祥地》一文则通过深入考证,认为炎帝族与黄帝族最早以黄河中游一带为历史舞台,活动于河南嵩山周围及伊洛地区。

    上古传说人物大多缺乏直接材料,但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可证明,中国应该存在持续至少一万年以上的文明起源与发展系列。虽然有系统文字记载的可考历史起自殷商,但殷商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及其代表人物的历史应该还是有迹可循的。

    综合运用多种资料  梳理区域特色

    《文集》中最后两个专题,即楚文化研究和姓氏文化研究,是马世之先生成果中的重要亮点,尤其是楚文化部分所收录的《关于楚族的族源及其发祥地》等6篇文章,与其专著《中原楚文化研究》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其楚文化研究的梳理与体认。

    楚文化主要是我国历史上楚人所创造的具有明显区域特色的文化系统,居于当时文化的领先地位,并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中原楚文化研究第一本专著《中原楚文化》的作者,马先生为我们揭示了中原楚文化发展历程。如《文集》中《关于楚族的族源及其发祥地》一文,通过对楚文化渊源及楚人变迁的认真考证与剖析,将古史传说、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有机结合,提出中原是楚之主体民族——芈姓楚人最早活动的历史舞台,也是鬻子、熊绎受封和楚始都丹阳所在之处。《试论楚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关系》一文,则从楚国与中原地区的商品交换方式、经济来往形式和主要商路几个方面展开,对那个时代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交往进行了恰切的分析。马世之先生集楚学大成而辟新蹊,开启了中原楚学研究,为楚文化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文集》最后还收录了马世之先生在姓氏文化方面的一些研究论文,此不赘述。

    总之,《文集》中所涉研究内容对早期华夏文明进行了多视角、全方位的梳理和考证,其中有许多亦是当时学术界广为关注并引起讨论的热点问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和新考古资料的发现,诚如马先生在自序中所指出的那样,《文集》中有些文章“发表的时间不一,前后相差数十年之久……有些观点可能前后不尽一致”。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证明,尤其《文集》中那些曾经引领前沿的研究成果将是有益的借鉴,激励后来者继续前行,并不断拓宽未来的研究之路。

    (《马世之学术文集》,马世之著,大象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定价125元)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