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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征市博物馆藏船形图案铸图铜簋

    发布时间:2017-11-14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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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狩三年,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凿地作“昆明池”,象征洱海,以便习练舟师,经营西南夷。《史记·平准书》记载了当时的盛况;“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汉武帝的讨伐之役因故未能付诸行动,苦心操练的楼船也未能开赴西南,但却留下了“汉习楼船”的著名典故。在中国船舶史上,汉代楼船是战船发展的重要环节,席飞龙所著《中国古代造船史》、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均爬梳相关史籍予以论述,所缺憾的是汉代楼船的图像或实物资料未有确切发现。《仪征出土文物集粹》著录一件仪征市博物馆所藏汉代铸图铜簋,器底铸造有船形图案,应是汉代楼船,弥足珍贵。

    仪征市博物馆藏铸图铜簋,1985年于江苏省仪征市新城镇林果村出土,由于并非科学发掘所获,出土情境不详。铜簋口沿微侈,束颈,弧腹,圈足外撇,腹部饰一周籀纹,两侧附一对辅首衔环,高14.8厘米、口径30厘米、底径19厘米。铜簋底部圈足内铸有船形图案,十分独特。铸图铜簋的器形与盱眙东阳汉墓出土铜簋、资兴东汉墓出土铜簋基本一致,其年代大抵相当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

    楼船始于春秋时期的江南水战,《太平御览》所引《越绝书》佚文记录了阖闾与伍子胥的一段对话,“阖闾见子胥,敢问船运之备何如?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今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剽定骑也。”伍子胥以陆军楼车比喻水军楼船,可知楼船甲板上当有高大的上层建筑。秦始皇在统一岭南的过程中,也曾“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攻越”。时至汉代,楼船大兴,《史记》和《汉书》中屡屡提及“楼船将军”之官名,东汉马援南击交趾曾率楼船两千余艘。东汉刘熙所撰《释名》对当时楼船形制的描述颇为可信,“(楼船)其上板曰覆,言所覆虑也;其上屋曰庐,像庐舍也;其上重屋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又在其上曰爵室,于中望之,如鸟爵之警视也。”据此而知,汉代楼船甲板上有三层建筑,分别称之为“庐”“飞庐”和“爵室”。

    王冠倬编著《中国古船图谱》收录了两例汉代楼船图像,若详加审视,恐难名实相符。其一为汉代铜镜背饰图案船体并列成双,船后部有双檐高层楼阁;其二为汉代广州城砖刻划图案,“(船上)不但有重檐亭阁,而且有帽形帆”。汉代铜镜背饰图案中所谓双体并联的船体,缺乏船体应具的弧线形,像是环绕楼阁的围墙,考虑到楼阁两侧均有俯身跪拜人物,楼阁所处当为陆地,而非水域。汉代广州城砖刻划图案构图随意,似为匠人随手所为,所谓船体弯曲过甚,亭阁、船帆与船体的线条互有叠压,亭阁、船帆的底部均不在船体之上,可能是多次刻划的不同图案。姑且不论这两例汉代图案船舶性质的异议,其重檐建筑均难以确认是三层式阁楼,更遑论楼船。

    现已发现具有写实性质的汉代船舶模型,诸如长沙汉墓木船模型、广州皇帝岗汉墓木船模型、德庆汉墓陶船模型、江陵凤凰山汉墓木船模型和广州先烈路3号汉墓陶船模型,甲板之上仅具一层建筑,从船舱深度和船桨数量上判断,应为汉代中小型船舶。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先烈路陶船的甲板两侧布置有六组矛和盾,或为内河战船。相较之下,铸图铜簋圈足内的船舶形象则大相径庭,船尾旗帜飘舞,上层建筑宏大,显然绝非一般船舶。具体而言,船体略呈月牙形,船舷设有防护墙,亦即女墙,船首的女墙稍稍延伸出船体,船尾立旗杆并悬挂旗帜。甲板之上有三层建筑:第一层建筑首尾均建有小型攒尖顶望亭,可能是作为瞭望敌情所用;第二层建筑前高后低、参差不一,其上再设女墙,女墙上有方形孔洞,以便弓弩射击;第三层建筑较为低矮,其上也设有女墙,这层建筑或许就是用于指挥作战的“爵室”。铸图铜簋圈足内的船舶形象,虽有夸饰之处,如上层建筑与船体不成比例,这大抵是为了突出上层建筑的巍峨宏伟,但其船舶制式与汉代文献对楼船的描述契若符合。

    铸图铜簋圈足内的楼船,船尾所饰之旗帜,颇值关注。楼船旗帜呈长方形,底部有锯齿状装饰,竖垂悬挂于旗杆,实为幡。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垂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幡以竖垂而区别于横展之旗。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中有“幡胡锯齿”的记载,为了使幡更加醒目,在幡上增加锯齿饰件。关于楼船挂幡的作用,有两种可能:其一是题表官号,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西汉时期的幡,其上篆书“张掖都尉棨信”六字;其二是发号施令,由《通典》所引曹操制定的军法可窥一斑,《步战令》载:“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船战令》载:“幢幡旗鼓,各随将所载船”。

    (《中国文物报》2017年11月14日6版)

     


    编辑马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