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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研究

    适当提倡地志博物馆建设有助于博物馆的多样化

    发布时间:2017-11-14彭卿云

     

    “地志博物馆,又称综合性博物馆或地志性博物馆,即以当地的自然资源(包括地理、民族、生物、资源等),历史发展(包括革命史),民主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成绩)三部分为陈列内容的博物馆。省级博物馆以地志性博物馆居多。地志博物馆不同于地质博物馆”。这是来自于网络传媒关于地志博物馆的定义。其内涵基本准确无误。但若简而言之,就是展示地方自然、地理、历史、人文资源的地域性、综合性博物馆,以省、区、市为重点建设对象。

    中国地志博物馆最早提出于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也有学苏联博物馆建设一说,苏联确曾有伏尔加地志博物馆存在。但是否真是如此,笔者以为不尽然,未必如此也。中国的方志学、地志文化,历史悠久,两千多年来,不断创新发展,修志几乎延续历朝历代,遍及全国,各省、郡、州、府、县都有志可查。无论内容、体例、结构都同制同体,成为该地域内自然、人文、地理、历史、风土民俗的实况记载,是必备的地志百科工具书。如此地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支系,是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郑振铎局长早在1952年新中国文物局的发文中指出:“各地的方志,为地方的百科全书,不仅包括地方历史、人物传记、名胜古迹,也包括地方物产富源和地形险要,交通关津,有关国家资源和国防的机密至巨”,致使“帝国主义者曾极力搜集”。为此,将地方志书,作为珍贵文物禁止出售、出境,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藏,不得“任其在市上流通”。因此,地志博物馆的由来与其说受外国的影响,不如说是中国地志文化的另一新形态。地志博物馆的内容、结构,实际就是从借鉴地方志而来,两者的差异只不过地方志是书,是文字与图画的结合体。地志博物馆是通过实物陈列体现出来的实物形态的图书。一个是用文、图印刷出世;一个是用实物组合展现出场。两者关系是同宗同源而不同形态而已。

    现在,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繁荣发展,地方修志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一项专题任务,几乎县县有修志组织、机构、人员,每五年或十年就要或续修或重修,内容也随之增大增多。由于地(市)、县(市)资源、发展之异,自然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其历史价值也在不断提升,其作用与功能自然也在与时俱进。有鉴于此,独具地域性、综合性的地志博物馆,在各省区、地(市)、县(市)自然独具特色,可以帮助当地当时民众认识本地区自然、地理、历史、人文、民情民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增强思想道德滋养,接受爱乡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文化自信,是有益的、可行的、必要的文化教育活动场所。现在有些地(市)、县(市)正在积极策划和兴建这样的综合性的地志性博物馆。笔者认为这是一项继承和发展中国博物馆建设传统,并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化建设工程,值得有条件地点赞和支持。由于其内涵的综合性、地域性,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自然、人文、地理、历史等实物、实体(即文物、标本)存在而且需加妥善保存,传之后世,因而从实际出发,按实际办事,强调实际效益,真正实事求是,建设切合实际,适应本乡本土的地志性博物馆,并非无益多余之举。这与过去反对提倡,今日仍不宜鼓励的所谓“县县办博物馆”的主张有其实质性的区别。

    20世纪中期,大跃进迅猛之风席卷全国。文化卫星满天发放的时候,曾有人提出“县县办博物馆”口号,在全国产生不良影响,也带来一些地方盲目冒进建设一些徒有馆名、牌匾的空头博物馆,最终难以为继,什么都空空如也。那时,许多人并不知道博物馆建设是有条件、讲规律的,最起码的,一要有文物史料藏品,二要有适宜馆舍,三要有懂博物馆、懂文物的专业人才,四要有必要的经费财物基础。舍此,即是无米之炊,巧妇强为,必然无果而终,或硬背包袱,咎由自取,教训深重,所以大跃进之风过去,国家正式否定这一冒进之举。但是,事过多年,有些热心文博事业的好心人包括个别“少数关键”人物,乘改革开放东风初起,改革热情迸发,又提出大办博物馆的主张,重复“县县办博物馆”的口号,而且曾经要把大批文物保护单位改名博物馆,追求博物馆之多,什么祠、堂、寺、庙等都冠上“博物馆”的芳名。由于前车之鉴,这一大办博物馆的主张,也在争执与反对声中逐渐消失。一个口号,两度反复,教训还是不可忽略的,问题根蒂还在于重实务实,在于实事求是,讲科学,守规律。而今,中国博物馆事业与时俱进,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县县办博物馆”仍然不宜重演,但发展地志性、综合性博物馆应该在有条件、讲规律、应需要的前提下提倡、鼓励建设。过去主张办省级地志博物馆,笔者认为现在应以市、县地志博物馆为重点。

    建设地志性、综合性地方博物馆一个最大的好处和需要,乃是实现各地博物馆多元多样化,解决和克服博物馆“千馆一面”的问题。习总书记最近指示:“博物馆建设,不要‘千馆一面’,不要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展出内容要突出特色”。总书记这一重要指示,不是无据而言,无的放矢,而是有实可指,是一个对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方向、纲领性的重要指示,值得文物管理部门和广大博物馆工作者重视、学习、深思并对照检讨博物馆建设的实际。国家富起来了,文化建设实力大起来了,人们自然容易“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而忽视乃至放弃内容特色这个博物馆赖以安身立命的依托。特色,首先或根本取决于资源,取决于资源多样多元和本乡本土,取决于有人之所没有,异同地之所异。没有本乡本土资源之特异,照搬人家之所有,复制人所共知之珍奇,那必然千馆一面,再全再大,也必然黯然失色,甚至失去建馆之本意。特色,作为事物本姿本色,原汁原味,在其成百上千的同类中,乃是生死、存亡、发展的决定因素。特色,取决于内涵,也与其表现形式相依存、相辉映。脱离内容的形式再全再大、再新再美,那也是“嘴尖皮厚腹中空”,“好看不好吃”。对发挥博物馆作用无可裨益,对克服“千馆一面”的鄙陋毫无意义。文艺作品,文化创作,文博建设最亟须的是突出内容特色与个性,最忌讳的是雷同、千馆一面。这个道理文博专业工作者都深知其弊端之所在,他们的创造发明所追求的正是独具特色,防止千馆一面。没有特色,没有创新,就必然千馆一面。建设地志博物馆,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防止千馆一面,实现多样化、多元化。单纯的文物博物馆,在更多的地(市)县(市)很难建设成功。中国文物多少、分布是不平衡的,许多市县不可能有建博物馆所需的古代或近现代文物史料。如若像地方志那样,将自然、人文、地理、历史、经济、文化、民风民俗、技艺、特产等等都作为收藏、研究、保护、展览的资源、对象,那就大不同于单纯的以文物建博物馆的要求了,必需的地志性博物馆就可以有条件建设起来了。地志性地方博物馆,作为乡土实物教材,对教育、启迪、滋养本乡本土民众的文化思想素质是很有意义的。有条件、有原则、有前提的地志博物馆建设,应该给予正名,得到肯定。 新中国首任文物局长郑振铎先生曾在1956年指出“在地志博物馆方面,要防止狭隘的地方观念,过分强调地方上的人物,好像通志馆的具体化或先贤祠似的。”应该考量到“把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恰当地而又突出地表现出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要表现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所作的贡献和其特殊的风俗、习惯、信仰和生产……”这里所谓“过分强调地方上的人物”的现象,在修志、建馆中由来已久,涉及全国,且愈演愈烈,直至今天已经演得蛮不讲理,笑话百出,成为难以合理解决的大难题。这也是地志性博物馆建设值得重视的大问题,避免在争闹声中伤害名人,伤害历史,伤害地方民众感情。

    总的说来,适当提倡,鼓励建设一些地域性、综合性的中小型地志博物馆,是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好事。对克服博物馆“千馆一面”的短板也是有益的、必要的。但是,鄙见以为建设地志性博物馆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与要求:

    立足乡土,因地制宜;天人合一,百科兼备;就地取材,量体裁衣;彰真善美,长德智文,育人化人。贪大求全,讲排场,求阔绰,都是奢靡之风,应该坚决防止和遏制。

    以上,就是笔者对当前博物馆建设的一点鄙见。鄙见者,粗鄙之浅见也。胆敢公之于众,乃出于学习习总书记博物馆不要千馆一面,不要追求形式上大而全,要突出博物馆内容特色的重要指示之所思所想。由于领会肤浅,又远离地气,很可能是奇思怪想。一孔之见,了无新意,实在所难免。不妥不当之处,恭请读者指正。

    (《中国文物报》2017年11月14日3版)


    编辑马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