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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博副刊

    永远的记忆

    发布时间:2017-09-21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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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参观位于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是在2005年的春天,令我印象最深、最难忘的是那通高大的“九·一八”残历碑。

    今年9月初,我再次来到了这里。“九·一八”残历碑位于柳条湖立交桥西北,西靠长大铁路。残历碑高十八米,宽三十米,厚十一米,用混凝土铸成,花岗岩贴面,呈立体台历状,两边对称。巨大石雕台历上密布着千疮百孔的弹痕,隐约可见无数个骷髅,象征着千万个不泯的冤魂在呐喊和呼号。右面的一页铭刻着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最悲痛的日子—— 1931年9月18日。左面的一页镌刻着“九·一八”事变的史实。庄严肃穆,风格独特,当我第一次见到此碑时,顿觉心头为之一震,让我浮想联翩。

    在这通硕大的纪念碑前,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两个人物:一个是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不抵抗”命令的下达者;另一个是第七旅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拒不执行命令而奋起抵抗者。

    1931年9月18日22时许,日本关东军贼喊捉贼,自炸铁路,嫁祸于东北军,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而此时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在北大营;沈阳城里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忙着给其父做寿;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正携着赵四小姐陪英国公使,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日军柳条湖的爆炸声和进攻北大营的枪炮声,将第七旅的将士们从睡梦中惊醒,他们一时手足无措,营房一片混乱。在焦急等待中的官兵们接到了一个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亘古未闻过的命令,面对敌人如狼似虎般地攻击,竟命令将士们放下武器等着死。张学良后来因为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抗战而被称为爱国将军留名青史,而“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命令的确是张学良下达的。军旅作家王树增在《抗日战争》中写道:“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就在日军疯狂进攻北大营,第七旅官兵奉令撤退时,一位将领毅然违抗“不抵抗”的命令,带领全团官兵奋起抵抗,他就是第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当日军开始攻击六二〇团营房时,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来电话,严令“不准抵抗”。王铁汉当即回答:“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当即指示:“将枪弹缴库。”王铁汉斩钉截铁的回答道:“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臻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王铁汉回答:“只接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臻又指示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随即中断。王铁汉面对敌人的进攻,不顾违反军令,当即下令还击。他大声喊道:“我们面前就是凶恶的敌人,各部集中火力射击,用火力压住敌人的进攻,开火!”随着王铁汉一声令下,迫击炮、平射炮、机关枪同时开火,日军的火力渐弱下来。王铁汉指挥六二〇团与日军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早晨四点多钟,共毙伤敌人四十余名。王铁汉见第七旅的官兵们已全部撤出北大营,便率领全团突出营区,越壕北走,安全撤出。

    日军仅用不及第七旅十分之一的兵力于十九日凌晨五时完全占领了北大营。六时三十分,日军仅用五个多小时,便占领了沈阳城。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国联在千呼万唤下,派出了以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为首的五人国联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经过一个半月的调查,形成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但是这个报告书却成为一纸空文,并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军民,在白山黑水之间点燃了抗击日寇侵略的熊熊烽火。从此,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前仆后继,开始了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我久久地伫立在“九·一八”残历碑前,读着碑上的每一个文字,每一个图案,对设计者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大凡勒石树碑,是为歌功颂德。而唯此残历碑,铭记的是民族耻辱、人民血泪。“残历”二字可谓独具匠心,“九·一八”这个数字让人刻骨铭心,时刻警醒人们铭记历史,奋发图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文物报》2017年9月22日4版)

     


    编辑马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