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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博副刊

    一张七十三年前的党证

    发布时间:2017-07-21沈君芳

    3.JPG

    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张1944年吴宝康同志的党证。这张党证是纸质折页型,为对折四面,单折面长9.7厘米、宽7.2厘米。封面上部有一颗红五角星,红星中间是一组镰刀锤子的党徽图案,右下为红色的中国共产党英文缩写“C.C.P”,底部有一行“江南新四军党务委员会颁发 一九四四﹒十”字样。翻开证件,内芯为两页表格,填写了吴宝康同志的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入党情况、入伍前后履历与工作经历等内容,其他栏目为空白,填写日期为“12月10日”,编号为机打00633。封底印有四点说明:“一、党证是一个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在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事业中获得成为一个光荣共产党员的光荣证;二、凡经一定组织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者可领取此证(候补党员不发);三、开除与停止党籍者应缴回此证;四、党证不得遗失,特殊情况遗失者,即应按级报告,否则应受一定党纪处分。”对于这张党证的颁发背景、制作过程、来馆来源等情况,由于没有找到相关记录,展陈说明牌上也就仅仅“抗战时期吴宝康同志的党证”十二个字。

    起因

    2016年底,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圆满收官,乘着这股普查“东风”,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对馆藏史料也开展了一次大整理。在整理过程中,一封普通的平邮信引起了笔者的关注,这是一封来自大连理工大学老干部办公室王敏仁同志1991年4月30日的来信:

    茅山新四军东进事迹陈列馆负责同志:

    你们好!

    本处吴子昆同志来信告知,去年他和钟国楚同志来你馆参观时,见到有原苏南区党委吴报(注:应为“宝”)康同志送陈的原新四军十六旅党委颁发的党证原件,但缺少该党证的说明,故特邮上该党证的说明一份,以便一并展出。

    根据信中提供的内容线索,经过寻查,找到了吴子昆同志的一篇详细回忆文章《党证》。于是,一张党证、一封信、一篇回忆文章,三段 “碎片”清晰地勾勒出了73年前那段尘封的故事。

    故事

    1943年夏秋,美军不断增强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力量,日军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先后在中国战场发动了赣北、滇西、苏浙皖边等战役,苏浙皖边重又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1943年11月,新四军6师16旅尾敌南下,挺进苏浙皖边,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收复了宣长公路以北的广大地区,开辟了郎(溪)、广(德)、长(兴)抗日根据地。据统计,1944年根据地军民先后发生战斗1242次,攻克据点80处,经过一年的战斗,保卫、发展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乡村都控制在新四军手中,部队驻地环境比较安定。

    在郎广长抗日根据地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1944年10月,时任新四军十六旅组织科长的陈烙痕提议为全旅共产党员颁发党证,经领导同意后,由组织科吴子昆筹办。在设计时,吴子昆考虑到战争环境,为了方便携带,党证成折叠式,三页两折六面,可以放在上衣口袋里;封面为饰有镰刀锤子的五角星,内页为党员简历表,包括:姓名、部别、年龄、出生、籍贯、家庭成分、入伍时间、入党时间、奖惩情况、简要工作经历等。当时新四军十六旅住在浙江长兴温塘村,吴子昆找到了江渭清政委,说明情况,请他题词。江政委欣然命笔,一气呵成,写下了“共产党员要时刻坚持着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处处与群众相结合,处处为群众利益奋斗到底”,江政委的这段毛笔题词就印刻在党证扉页,显得格外端庄稳重。

    党证样品经陈烙痕同志认可后,交由文印股罗延柱同志刻钢版蜡纸。考虑到要利于长期保存,党证选用了质地较好的重磅道林纸,封面由红黄黑三色套印,非常精美。党证印好后,用打号机每份编码,加盖“新四军六师十六旅中共党务委员会”红色印章,然后分发到基层,由支部认真填写,党员个人保存。在油印过程中,由于油印蜡纸损坏,1200份党证分三次才印好,使得同一版本的党证稍显差异。

    据吴子昆同志回忆,1943年8月他调到组织科后,科长陈烙痕曾多次和他谈起加强党的建设、党的观念等问题,并说起了苏联共产党员党证的故事,但是,当时苏南敌后环境十分险恶,只能在心中期盼自己也有党证。如今,有了党证,党员如果遇到来不及接转党的组织关系时,就可以凭党证过临时组织生活,十分方便。当时,小小的党证受到了党员的热烈欢迎,都小心翼翼地收藏着。

    存惑

    吴子昆同志在回忆文章中提及,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都藏有这种1944年党证。通过联系,笔者见到了苏浙军区纪念馆保存的吴子昆同志和陈烙痕同志的党证,均为两折六面。经过细致对比,发现馆藏吴宝康同志的党证除了缺了一折页之外,还存在两点明显差异:一是材质区别,1944年党证用的是质量较好的重磅道林纸,道林纸质地紧密不透明,抗水性能强,是比较高级的书刊印刷纸,吴子昆、陈烙痕党证纸张比较厚实,不透墨,而吴宝康党证纸张比较单薄,油墨渗透十分严重;二是用印区别,吴子昆、陈烙痕党证上均盖有“新四军六师十六旅中共党务委员会”红色印章,吴宝康党证上却没有印章。

    早年参加革命、后致力于档案事业的吴宝康同志已于2008年去世,几番周折,找到了他的女儿,可惜她对父亲的这份党证毫无印象。为了能尽可能地弄清事实,又费劲联系到一位记得此证的人,据他回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镇江博物馆为了筹办“新四军茅山抗日根据地革命文物展览”,曾经开展过一次革命文物征集行动,此证应该就是那次征集来的,但是当年参与的人或失去联系或已经去世或年事已高,追根溯源比较难,不过,记得有一年吴宝康同志来镇江时曾看到这份党证,并没有提出过异议。光阴荏苒,吴宝康同志的这张党证究竟是原件还是仿件,还有待专家鉴定,但是由它引出的这段尘封往事,却让后人了解了中共党史上曾经有过的这种党证的来龙去脉。

    从上海的石库门、嘉兴的烟雨小船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高擎镰与锤的旗帜,将信仰丰碑矗立在一代代世人心中。新四军十六旅1944年颁发的党证,它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硝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转变,更见证了广大共产党员对党无限的忠贞与热诚。

    (《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21日4版)


    编辑马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