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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鉴赏

    水陆考古并进 共探秘色瓷窑

    一一专家点评浙江宁波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

    发布时间:2017-04-0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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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林湖是唐宋时期越窑青瓷最为重要的生产中心之一,后司岙窑址则是上林湖窑场目前已知最为重要的一处青瓷窑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自2015年10月至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组队对后司岙窑址及后司岙水域实施了主动性田野考古发掘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不仅取得了丰富的突破性的考古成果,也在工作理念与技术创新上作了诸多的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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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理念

    在工作理念上,始终秉持“三结合”原则:一是田野考古与水下考古相结合。由浙江省考古所主持实施田野考古发掘,国家水下中心与宁波市考古所负责开展水下考古调查,水陆考古齐头并进、互为补充,成为本次考古最为出彩的亮点之一。二是发掘研究与保护展示相结合。坚持发掘与保护、研究与展示同步,不唯发掘而发掘。特别是慈溪市政府,已投入数亿元用于上林湖窑址群的环境整治和保护展示,作为其中重点之一的后司岙窑址在发掘结束后也将原址保护展示,让公众共享考古发掘与遗产保护成果。三是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水陆考古过程中,诸多科研院所与社会专业机构的多团队参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多学科合作,为本次水陆考古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与智力支撑,确保了工作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和精准化。

    技术创新

    后司岙窑址水陆考古项目有着诸多方法上的探索和技术上的创新。田野考古方面:将整个窑场包括废品堆积区以遗迹的方式进行清理;对每个探方按九宫格法实施发掘;所有标本分多个层级全部采集、详细统计;发掘过程作了多手段、全方位的三维记录,力求实现考古发掘过程的三维再现和古代窑场兴废演变的三维重建。同时,还量身定做了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了田野考古资料与信息记录的规范化、科学化与高效化。水下考古方面:除综合采用声吶、地磁、电磁、激光以及航空摄影测量等物探方法并结合实际予以深化运用外,超短基线定位系统、潜水员导航探测系统、DIDSON高清声呐、探地雷达的运用以及水陆一体的基础地理信息的生成,在我国内水平静水域水下考古工作中均属首次。其中探地雷达的首次成功运用,纠正了以往“探地雷达不适用于水下考古”的错误认知,意义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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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成果

    后司岙窑址水陆考古的工作收获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其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主要体现在:一是初步理清了以后司岙窑址为代表的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与生产工艺、秘色瓷窑场基本格局、唐代法门寺地宫与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秘色瓷产地等问题。其开创的以天青色为特征的秘色瓷产品,不仅是制瓷史上的一大飞跃,也成了此后高等级青瓷的代名词,影响到后代包括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高丽青瓷等一大批名窑生产与社会审美取向。二是在后司岙窑址中发现了多个“官”字款匣钵,结合1971 年在其北边的吴家溪一带出土的光启三年(887)“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墓志罐,可以确定后司岙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烧造宫廷用瓷的主要窑场,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制瓷水平。三是经过水下考古调查,发现了沉埋在上林湖之下的古水道、古水坝等重要水下文化遗存,为研究古上林湖的地形地貌、水位变迁与产品运输、聚落分布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材料。

    后司岙窑址水陆考古工作期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刘曙光,浙江省文物局局长柳河、郑建华副局长等领导,以及国内考古、文保、陶瓷业界多位专家学者曾莅临现场视察指导。2017年2月25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了“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考古发掘现场专家论证会”,会议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记沈岳明研究员主持,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作会议总结,与会专家在现场考察并听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建明研究员所作的工作汇报后,就本次考古工作进行了交流论证。专家们一致认为,后司岙窑址水陆考古工作理念先进,技术方法创新,考古成果丰硕。现将部分专家点评意见建议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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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次考古成果重要,基本确定了后司岙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重要产地。从窑址发掘现场来看,只有用瓷质匣钵才有可能烧造出秘色瓷;同时,烧造秘色瓷并没有使用专门窑炉,而是与普通青瓷同窑合烧,但烧造过程中的窑位是有差别的,只有在窑炉中部才能烧造出秘色瓷。建议对秘色瓷的瓷土成分、釉料成分、烧成温度等进行科技检测与对比研究,以弄清秘色瓷的真正含义。

    信立祥(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第一,法门寺地宫的发现,让我们第一次认识了秘色瓷,但是秘色瓷究竟在什么地方烧造?烧造工艺如何?这些问题一直都不清楚。此次后司岙窑址考古发掘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意义重大。第二,此次考古发掘方法科学,技术创新,是一次高水平、经典的瓷窑址发掘,在陶瓷考古和瓷窑址发掘史上书写下了浓重一笔。第三,鉴于该窑址的重要性,要对其进行科学保护,建议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做好充分准备。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首先,此次发掘将一个窑址最关键的因素全部揭示出来,精准地揭示出窑址的布局、生产工艺流程等信息,确认了后司岙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最重要的越窑窑址之一,可谓中国瓷窑址考古的重大发现,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此次考古在发掘方法和记录手段上做了大量创新与探索,比如用三维的方法来记录和复原,这是一个值得充分肯定的亮点。第三,上林湖周边的窑址多达110余处,如何将上林湖的遗址公园功能和现代水库功能的矛盾处理好、最大限度保护好窑址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需要各级政府和文物考古部门继续思考。

    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先,在以往瓷窑址考古中,通常主要关注窑址分期研究,对窑场整体布局的揭露不多。后司岙窑址考古通过全面揭露,发现了中间为窑炉、一边为废品堆积、一边为作坊区的窑场布局,这在古代制瓷业中是最经济的布局方式。从目前学术研究来看,窑炉研究已经很系统,而作坊区尤其是作坊和窑炉之间关系的研究十分薄弱,所以应该重视后司岙窑场布局这一重要考古成果。第二,后司岙窑址考古明确了秘色瓷的概念认知,同时对于法门寺出土器物如八棱净瓶的研究也有相当帮助。第三,以往提到秘色瓷,大家更多是强调它的颜色。秘色瓷到底是跟颜色相关?还是与工艺或造型相关?从后司岙窑址现场考察看,秘色瓷的出现应和瓷质匣钵的使用相关。第四,后司岙窑址中除烧造秘色瓷作贡瓷外,还生产相当数量的普通青瓷,属于贡窑体制,不是御窑,这对于研究9~10世纪的贡御方式和管理制度定会大有帮助。第五,此次考古在发掘方法上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值得称赞。在下步工作中,建议对窑炉进行局部解剖、科学检测釉料配方、提取碳样测年,引进实验考古方法,科学判定秘色瓷的标准。

    王光尧(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首先,此次发掘对每一个层位都做了三维激光扫描,全面采集数据,便于今后三维重建,制作成VR,既可以让观众体验考古学家每天是怎样发掘的,也可以重新去感受整个窑场使用和废弃的全过程,这是一个考古学资料向公众传播的非常好的途径。第二,过去研究秘色瓷器,只能从全国考古遗址中出土的东西来研究,如什么人用了,什么时间用过,在什么地点等等,而后司岙窑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从窑址角度来研究秘色瓷,也就是进入到了从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层面来思考的手工业考古体系。第三,此次发掘对于官办手工业制度与官作运转问题以及姓氏与窑位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

    纪炜(故宫博物院展览部主任)

    后司岙窑址考古成果丰富,价值重要。在以往故宫举办的展览中,展览内容偏重于学术,一般老百姓觉得枯燥。近期,我们将在故宫联合举办“秘色越器——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主题展,展览时要兼顾普通大众,既要有学术研究,又要富有生动性和趣味性,让公众更好地了解秘色瓷、了解当时的“工匠精神”。

    曹兵武(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

    首先,后司岙窑址水陆考古相结合,十分具有开创性。第二,在秘色瓷问题上,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器和衣物账上的记录,解答了什么是秘色瓷的问题,而后司岙窑址在时间、空间和出土物方面与法门寺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同时与上林湖出土墓志罐上的铭文一起,基本上形成了一个闭合的证据链,证明了后司岙窑址就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重要产地。 第三,在陶瓷考古方法上,除了引入聚落考古方法之外,还可以有意识地引入手工业考古的思路。上林湖窑场不仅有丰富的瓷土、原料、工匠、工艺,还有遗址之外的水陆交通、地理环境等,正是有了一系列和当时社会相关背景的文化因素、管理体系,才会有秘色瓷的诞生。这些问题必须放在手工业考古的社会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第四,对于科技手段和统计方法的运用,九宫格在采集和记录方面确实更为精确。将来如果能明确建立关于秘色瓷的鉴别标准,获得精确的数字或比例,那么称重量可能会成为比计件更有效的记录方式,所以一定要思考定量化的统计方法。

    郭伟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首先,秘色瓷是整个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后司岙窑址的发掘解决了秘色瓷归属地问题,也为研究当时最高窑业技术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两点对于陶瓷考古都具有极其重要和意义。第二,从考古发掘角度来看,后司岙窑址考古所使用的技术、方法和手段都是非常先进的。瓷窑址考古最大问题就是难以划地层,常规的田野考古技术在窑址发掘中很难应用,后司岙窑址发掘能够重建窑场堆积和废弃的过程,达到了田野发掘的最高水平和追求。第三,对于瓷器标本的选取和采集方法,此次发掘提供了宝贵经验。此外,就现有发掘面积和工作量而言,还不足以完整揭露和复原出整个窑场的规模和工艺流程,比如练泥池和操作坑等,好多遗迹还淹没在水下。同时,在研究方面也需要更多工作,如更多科技检测数据、秘色瓷比较研究等。

    林留根(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首先,多位一体的发掘方法,特别是水下考古调查的参与,复原了古时地貌,揭示出后司岙窑址使用时期周边的地形状态,将聚落考古理念引进瓷窑址考古,在发掘技术上也有很多突破。第二,此次发掘基本确认了后司岙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重要产地,解决了中国陶瓷史上重大的学术问题,并揭示出了该窑场的基本布局;第三,关于下步工作,个人建议如下:一、引进实验考古手段,并与科技考古结合,从物理、化学、成分等层面明确判断秘色瓷的技术标准,用科学语言来描述秘色瓷;二、后司岙窑址秘色瓷和普通青瓷是否同窑、同时烧造,建议在标本整理阶段要作更多思考;三、如果瓷质匣钵是用来烧造秘色瓷的,那么瓷质匣钵数量等同于秘色瓷数量,就可以通过定量分析讨论秘色瓷的数量问题;四、建议今后发掘适当加宽隔梁,窑业堆积区可以分段、取样性发掘,这样更有利于保护;五、上林湖周边同时期可能存在很多窑炉,探讨这些窑炉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当时的窑业规模、秘色瓷性质、贡窑数量等问题都很重要。

    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整体来看后司岙窑址考古成果丰硕、工作到位。作为主持发掘的单位,下一步还有许多需完善之处:首先,应尽量弥补包括窑炉解剖、科技检测、比较研究等方面的不足,更精细地发掘与研究。第二,从窑场布局来讲,发掘面积还不够大,在现场依然没有见到窑场边界,也未完全明确后司岙窑场是否还存在其他窑炉,建议可以采取挖探沟的方式来探寻。第三,龙窑窑炉较长,每一段窑温也不同,因此每段烧造的产品都不一样,不同器形与窑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值得关注。第四,隔梁留得过窄,应进一步强化边发掘边保护的理念。

    王结华(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主任、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任何一个考古项目都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后司岙窑址的发掘成果,除直接的考古发现外,还体现在项目的系统管理与理念的不断创新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水陆空相结合。不论是田野考古发掘,还是水下考古调查与低空遥感探测,都运用了多种现代科技手段,真正做到了“水陆空”三位一体的结合,保证了发掘方法的多元化和系统化。二是多团队参与。诸多高等科研院所和社会专业机构的共同参与,为后司岙窑址的水陆考古工作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与智力支撑,保证了发掘过程的数字化与高效化。三是多学科合作。后司岙窑址水陆考古不仅在传统考古方法上作了诸多的有益探索,也融入了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量实践,传统手段与现代科技的综合运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有机结合,保证了考古成果的科学化和精准化。

    (执笔:谢西营 张馨月 林国聪)

    (《中国文物报》2017年4月4日8版)


    编辑马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