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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考古

    曲阜鲁国故城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确认了鲁故城宫城解决了宫城、外郭城的年代问题

    发布时间:2017-03-14韩辉 徐倩倩 高明奎 刘延常

       曲阜鲁国故城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曲阜市,周代和汉代作为鲁国的都城,是1961 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鲁国故城田野考古工作已有70 多年历史,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77-1978 年山东省博物馆进行的全面勘探和试掘,此次工作,基本搞清楚了城址形制、布局和主要遗存的年代,为文物保护工作打下良好基础。2011 年以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曲阜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开展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遗址本体保护和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考古资料支撑,促进了鲁国、鲁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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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故城宫城及发掘区




    一、重点考古勘探工作为遗址本体保护、公园建设和发掘工作提供资料基础

         在1977、78年的工作的基础上,2012-2015年,对外郭城城墙进行了勘探,重新确定了城墙、城壕范围,壕沟至少分为三期。并新发现了内城壕。北城墙现残高约3-4、残宽约27-33米;东南角城墙残高约7、残宽45-60米;东城墙中段地面破坏殆尽;西北角城墙压在孔林南墙之上。根据勘探,城墙实际宽约25-50米,未见明显基槽。外城壕宽度在40-60米,开口距地表1.0-2.1米,距城墙多3-5米。部分晚期城墙叠压早期城壕。城壕粗分可分三期,时代为春秋、战国、汉代。内城壕沿城墙内侧一周,深1.5—3.5米,宽约11-25米,距城墙约5米。推测为汉代加筑城墙取土导致,与城内水系相连。南东门、北东门遗址保存较好,北东门路土分四期,深0.4-2.4米。早期路土推测为周代,并延续至明清时期。其他门均被占压或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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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城周公庙庙北发掘区全景(上为北,白线东周F8,红线汉代F6,黄线唐代F4 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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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城西门发掘区(西-东)                                  宫城南城墙底部预埋管道沟(东-西)


        

       2011-2014年,对位于全城最高处的公庙台地系统勘探了22万平方米,发现夯土建筑基址81座,各时期大型灰坑36个,道路10条,砖基建筑2座,大型排水道1条。遗迹的时代从西周到唐代。

    在台地边缘发现的东周时期的墙和壕沟是本次勘探的重要发现,判断为鲁故城宫城城墙。发现的东周时期的夯土建筑应当就是当时城内的建筑。总体呈长方形,西北角略内折,城内东西约480米,南北220-250米,城内面积约12万平方米。根据采集的陶片及层位关系,初步判断城的时代为春秋晚期始建,延续到汉代。已发现西门、南门、东门及与之相配的道路。城内发现排水道、道路及东周夯土建筑等。

    城墙宽13-22米,基槽式,多厚1.1-2米,东墙夯土最为深厚,距地表深5米。城壕宽为7-22米。与城墙间隔最宽约7-8米,部分区域可见晚期墙叠压早期沟的现象。

    西门位于西墙偏北,宽度约为10米,南侧还有2-3米宽路沟一条。目前追踪路土长度已达70米,距地表深2米,自西向东逐渐抬高。东门位于东城墙中部,与西门东西相对,南北宽度为11.6米,在距地表4.3-4.5米处见有堆积较好的路土,现探出路土东西长度为30余米,向西在城内被破坏,但是应当与东墙内侧一条南北向的道路相连。

    以上的勘探工作大力促进了遗址公园建设,目前宫城区域和环城墙区域遗址本体保护和展示利用已基本完成。同时,勘探工作也为下一步的考古发掘打下基础。

     

    二、内城考古工作取得重要突破,确认了鲁故城宫城

    在勘探工作基础上,全面揭露发掘了周公庙庙北区东周大型夯土基址F8和西城门,在南城墙、北城墙解剖三条探沟,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

    宫城城墙仅余基槽,西南部保存最好,东部和北部被汉代城墙打破严重。西南探沟(TG401)处墙基宽13.75、深1.27米,由单棍夯具分段夯筑而成。夯窝径约0.04-0.06米,间隔一般为0.05米。夯土内出土陶器可辨识器形有豆、罐、盆、盂、鬲等,时代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城墙内侧为战国时期水井、灰坑,下部则打破西周晚期灰坑。外侧7米为城壕,宽约11.05、深1.5。可分六期,一至五期从春秋晚期延续到战国期,六期为汉代。城壕内侧被战国晚期路土叠压。路土厚约0.05-0.2米,铺设小鹅卵石、料姜石和碎陶片,踩踏层清晰,应为环城道路。

    宫城东南部探沟(TG402)东周城墙残存宽度12.9米,被北侧汉代城墙打破。发掘有战国中晚期窖穴和小型墓葬。墓葬3座,随葬陶罐、豆、盂、杯、盒。城墙底部预埋五角形陶管道,北面为一蓄水池,与管道相连。为战国至汉代延续使用。

    西城门门址宽约12米,路土分为七期,时代从春秋时期延续至唐代。早期路土最宽,并在南侧分布有水沟,为城门排水设施。

    宫城西南部全面揭露东周时期大型夯土基址一处(F8),现仅存墙基部分。平面呈东西长方形(方向186°),长85、宽约11.37、基槽宽2.8-3米;面阔6间,东西各一小间,中部四大间。四大间进深均为5.5、阔14.3米;东间进深5.3、阔2.2米。西间南北(加上墙)17.15、进深5.4米。基槽系花土夯筑而成,质地坚硬,夯层清晰,厚约0.1-0.15米;夯窝直径约0.05、深0.04米,为单棍夯。根据打破关系及夯土内出土遗物,初步判断F8的始建年代为战国早期。

    汉代大型房址F6筑于东周夯土基槽之上,东西残长43.5米,宽9.47米,现尚存残墙,墙内侧砌汉代砖、瓦。房址南部为前披厦,宽5.8米,南部石柱础东西一排。披厦南端为散水。房址外侧见北、东院墙,北院墙基槽宽1.9米。

    根据F8、F6的布局、位置及其该区域建筑的历史沿革,推测二者为礼制性建筑。

    根据打破关系和出土遗物综合分析,初步判断宫城始建于春秋晚期,战国晚期废弃,汉代重修,最终废弃于魏晋,最初的修建原因可能与仲孙、叔孙、季孙“三家侈张”有关。

     

    三、外郭城的考古工作

    南东门遗址发掘3000余平方米,门址由东、西对峙的高大门阙和中间门道构成。阙台分两期,时代可早至春秋时期,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门阙实例。门址东侧的城墙墙体底部现存宽约31、高约8米,通过解剖可将城墙建造、使用过程分为四期。春秋早期的墓葬打破一期城墙的护坡,为判断早期城墙的年代提供了可靠的层位关系。再综合各阶段的夯筑技术及所包含的陶片分析,推测城墙始建于西周晚期,延续至战国晚期。

    北东门遗址发掘1975平方米。原定门址通道处仅发现宋、元、明、清路,呈路沟状,最宽约10。未发现周代路土及城门相关遗存。路土东侧城墙现存宽约25高3.8米通过刮削剖面及局部解剖,此处城墙同样可分为四期。一期城墙位于内侧,宽约18米,其中一期第一段被春秋早期灰坑H9打破。综合分析该处城墙为春秋早期始筑,由内向外增筑扩建至战国晚期。城壕与城墙相对应,结合发掘和勘探,时代暂分为春秋和战国两大期,宽度分别为20和40米,距地表深3.8和7.1米。春秋时期城壕被战国城墙和城壕叠压打破。灰坑、墓葬等遗迹主要发现于发掘区东南侧,灰坑均与城墙修筑有关,并与城墙存在叠压打破关系,为判断各期城墙始建和增筑、修补年代提供地层依据。

    北城墙解剖探沟位于北东门遗址发掘区东部150米,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南北向跨鲁故城东北角居住址、城墙和内外城壕。目前发掘正在进行中。通过勘探、解剖可知,城墙现高约7、宽约30米,目前由上而下发掘战国时期城墙二期,均分段版筑。夯层厚7-20厘米,以单棍金属夯为主,夯窝径4.5-6厘米。墙顶部北侧有一东西向沟,底部两侧铺板瓦。经勘探其残长100余米,应为城墙上部排水设施。外壕沟正在发掘,内壕沟基本完工,宽约28米,距地表深3.8米,时代为战国晚期,为修筑城墙取土所致,作为排水渠延续至汉、唐代。城墙内侧集中分布东周时期遗迹,有陶窑址、墓葬、灰坑、水井等,推测为居住址和窑址区。

    近几年鲁故城发掘出土的遗物以陶器为主。外郭城、宫城发掘区均发现大量绳纹板瓦、筒瓦以及双鹿纹、树木卷叶纹瓦当,夔龙纹、凤鸟纹花纹砖,其它遗物可见陶鬲、豆、盆、罐、豆、盂、釜、簋式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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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郭城北城墙顶部排水沟(北-南)

                                               四、小结

    近几年的考古工作中,始终贯穿城市考古和聚落考古理念,依据地层关系和类型学研究,解决了宫城、外郭城的年代问题,对了解鲁故城的布局以及城内聚落演变等均有较大意义。

    在鲁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坚持“考古先行”,考古工作贯穿遗址公园建设始终,明确了考古勘探为遗址本体保护、环境整治和展示利用等遗址公园建设推进的重要手段,也是考古发掘工作坚定的基础。并在考古工作中,坚持力行公众考古工作,使考古成果惠及民众。

    目前取得的考古成果,为下一步鲁城内冶铜、冶铁、制骨、制陶、墓地等考古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还将进一步探寻西周和春秋时期宫殿基址以及鲁公墓葬,开展城市水系、道路变迁等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并启动鲁故城周边泗河、沂河流域的区域系统调查工作。  (作者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文物报》2017年3月10日5版)


    编辑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