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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博副刊

    叶圣陶先生要我改《简介》

    发布时间:2017-03-09张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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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剂猛药,往往可以使临危的病人起死回生;而严厉的批评,就像猛药,可以使人清醒,开启全新的人生。叶圣陶先生对我的批评与教诲,使我终身受益,永远也不会忘怀。

    那还是40年前的事。1977年5月16日,叶老以83岁高龄重访了他阔别五十五年的江南古镇——甪直,并在吴县光福、苏州逗留了四五天时间。当时“四人帮”刚刚粉碎不久,他出于对甪直深厚而特殊的感情,下决心携部分亲属回苏州、甪直访问。

    叶老一向严于律己,不愿增添地方上的麻烦。所以重访活动,有他第二个儿子叶至诚与其同学——当时在吴县文化馆工作的罗世杰同志“单线联系”。整个旅程的安排与陪同,也就罗世杰与文化馆的叶玉奇同志二人。当时我只有20多岁,尽管对叶老十分敬仰,很想参与陪同,但由于年龄“轧不上趟”,未能如愿。

    叶老对甪直是深怀感情的,他自己也称之为“第二故乡”,因为他真正的教育事业和创作生涯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在甪直的五年(1917-1922),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高潮。叶老在这里工作与生活,决定了他一生所走的道路。他著名的《多收了三五斗》和《倪焕之》等作品的素材和构思,都来源于这个小镇。这次重访,尽管苏州到甪直有三十六里水程,机帆船足足开了三四个小时,轮机声隆隆不绝于耳,但他始终兴致勃勃,丝毫没有倦意。到了甪直,他眉宇舒展,和蔼慈祥的脸上始终挂满笑容。频频向团团围来的男女老少拱手作揖,致意问好。当年叶老教过的学生,现都已年过古稀,得悉后都来看望他。叶老竟然还叫得出他们的名字。

    叶老重访了当年他任教的“第五高等小学”(今甪直小学),参观了整葺一新的保圣寺和陆龟蒙墓、斗鸭池等古迹。自甪直返回苏州以后,叶玉奇又陪同他们到光福,参观修缮即将完工的司徒庙和香雪海。这次重访,叶老感到无比的欣慰和高兴,因为他看到了古镇犹存的特色,看到了人间的真情,看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小镇正涌动着的生机……

    整个重访活动我未能参加,叶老在甪直、光福的许多情况,是在叶老重访活动结束,为他冲放照片时,听罗世杰和叶玉奇同志介绍得知的。那么叶老对我的批评和教诲从何而来?那还当从请叶老为司徒庙修改《简介》说起。

    叶老参观司徒庙,正值庙宇修建竣工,即将布置陈列,迎接开放之时。司徒庙作为“吴县第三文物陈列室”,陈列布置工作由我主持,文字稿大都是我撰写的。当时我起草了一份司徒庙《简介》,希望得到叶老的首肯。为写这篇《简介》,我据当地的传说详细地写了司徒庙的来历,邓禹手植古柏的经过,搜肚刮肠,寻找最华丽的辞藻,描写了司徒庙古柏的形象……花了好多天时间,几易其稿,反复修改后,用300字的稿笺,毕恭毕敬地誊写清楚,委请罗世杰和叶玉奇同志寄去北京。满以为叶老看到后会赞不绝口,得到他充分的肯定。十几天后,叶老的回信到了。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世杰、玉奇二位同志鉴:

    今日接二位惠书,因目疾不能多写细写,合并作复,至希原谅。

    古柏《简介》建议取消, 希望谅解我之老实。《简介》要说可靠的有价值的东西,要为广大游览者着想。原稿差得太远了,另撰新的办不到,只好作“取消派”了。勉强写了放在那里,徒然为有识者所笑;一般人则看了等于没有看。不如让游人面对实物,各自得到观赏的欣快。

    玉奇同志前寄照片已收到,信封错一字不致延误。此次柏树照片五张很有味,深谢。

    承蒙关念我的眼病,深感。左眼微出血,不知始于何时。三星期看过三次,出血尚未止。现在看和写都不方便,甚为难堪。也可能从此不会恢复原状了。

    请止于此,即候。

    近安!

    叶圣陶 六月廿八日

    看到叶老的来信,我如置冰窖,心都凉了半截。多天的期盼与希冀,就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但继而细想,叶老一贯扶持新人,当年巴金、徐怀中、孙幼军、部队作家王愿坚,著名长篇小说《艳阳天》的作者浩然、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王泗原……不都是经叶老引导走上文学成功之路的吗?叶老一辈子不知奖掖了多少后人。另外,叶老的处事是十分认真的,尽管自己眼疾严重,眼底出血,经医院检查三次,经过三星期的治疗,“血尚未止”,而在收到材料的当天,即抱病写出这封回信。叶老认为:“原稿差得太远”,“只好作‘取消派’”。肯定是我自认为高明的《简介》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否则,他绝不会作出“勉强写了放在那里,徒然为有识者所笑;一般人则看了等于没看。”这样的评价。想到这里,我庆幸没有把《简介》贸然地制成版面,展览出去。否则,真的将误导读者,贻笑大方了。我由衷地感激叶老的“老实”、认真与坦诚。

    回过头来,我又细细分析自己所写的《简介》:首先,写到邓禹隐居邓尉山的事。经查邓禹为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东汉初从汉光武帝刘秀镇压过河北铜马和绿林军王匡、成丹等农民起义。刘秀即位后,任大司徒,封酂侯。东汉统一后,改封高密侯。这些地方都在长江以北,离苏州很远。刘秀当政以后,他一直保留着“三公”的名位。刘秀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明帝即位。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邓禹就去世了。所以邓禹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到邓尉山隐居。他手植古柏之事,必然子虚乌有。对于司徒庙的古柏,称之为“汉柏”,也就缺乏了根据。经查,关于司徒庙柏树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末遗民徐枋的记述,称之“雄奇偃蹇,各极其致……殆不减少陵所咏孔明庙柏”。李根源先生则将这里的柏树,拙政园文徵明手植紫藤,瑞云峰和汪氏义庄的假山,并称为“苏州四绝”。通过查证,发现了这些有价值的资料。

    考虑到举办展览,不可能不设《简介》。我废弃了叶老批评过的《简介》,对邓禹隐居之事冠以“相传”,并删去了那些牵强虚浮的描写,将《简介》精简到300余字。给游客一些提示,让游者面对实物寻找各自观赏的欣快。

    展览筹备即将结束时,叶老《江南行·三题》,在《雨花》杂志上发表。当我看到“放逸二评出定公”的附注:龚定康《说京师翠微山》言不能忘翠微山龙泉寺之四松,下云:“昔者余游苏州之邓尉山,有四松焉,形偃神飞,白昼若雷雨。四松之蔽可千亩。平生至是见八松矣。邓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肃;邓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邓尉之松殆不知天地为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间不可无是松者也。”由于龚定康的“徴疏略”导致“未辨殊形柏与松”,而“为有识者所笑”。要不是叶老及时地提出批评,我差一点和龚定康一样。

    严厉的批评,是一服良药,是一种鞭策和帮助。叶老所写的信,我始终没有忘怀。写《简介》尽管简单,也丝毫不能马虎。这事成为我初涉文史工作的教训,深深地记忆在我的脑海。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写出几篇自己感到还过得去的文章,并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评选时获奖,或收录于《中国陶瓷史》、《江苏文物志》。这应该与叶老的批评分不开的。

    (《中国文物报》2017年3月10日4版)

     


    编辑马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