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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肥致碑碑额“ ”字释读平议》

    发布时间:2013-01-07编辑:

           顷读黄展岳先生《肥致碑碑额  字释读平议》一文(《中国文物报》2010年1月20日7版),颇有所感。黄文谈及对拙文《说〈肥致碑〉碑首文字的释读》(《中国文物报》2009年7月22日7版)的平议意见,其中对拙文的不足之处如应该谈到《经典释文》的版本问题,这个意见是对的,使我受益匪浅。此外,黄文介绍关于此碑的研究情况,也使我开阔了眼界。拙文的写作缘于2009年《中国书画报》刊登对肥致碑碑首文字的讨论文章,我是研究古文字的,看到碑中那个疑难字尚可辨识,便参加了这一讨论。随后又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此文写作就字论字,其他方面考虑得不多,当时虽已知道《经典释文》“  ”字有异文,也未作说明,实为疏漏。因此,说拙文有一些不足之处,是应该承认的。

    拜读黄文,除了上述可取之处外,我也发现不无可议之处。主要的问题有二:一是否认我的释  的隶定,却讲不出文字学的道理,而以读“封”不当来否定隶定的正确;二是谈《经典释文》的版本,绝口不提我在那篇文章中所引的1983年出版的中华书局影印本(即《通志堂经解》本),而径自认定我所引的是1987年出版的中华书局影印本(抱经堂本),言之凿凿将拙文原文引用的版本误记,并由此推论“刘文恐系误引”。也是从文献学的角度驳我释  的隶定。像这样将被平议者引书版本弄错,明明是A本,硬说是B本,我不知道是不是黄文的“致命处”,希望黄先生再查一下拙作原文。要之,黄文谈文字学与版本校勘学均有一些隔膜之处,故还有再讨论之必要。

    先说“  ”的释读问题。黄文说:

           释“  (册)”是邢义田先生在《东汉的方士与求仙风气——肥致碑读记》(《大陆杂志》第94卷第2期,1997年2月出版)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之后尚有多人释“册”。但释义都不及邢文。邢先生认为,此字上半是草字头,下半与汉碑、汉印、汉简中的“册”字、“朋”字近似,故可释为“  ”字或“  ”字。由于汉代无“  ”字,无从解释,故以释“  ”为是。

           邢先生的文章我没有拜读,不敢妄加评议。

           邢先生具有释读隶书的能力,不然他也不会想到释  。问题是他又改释为   。汉隶中朋、册二字写法虽有相似之处,但二字区别也十分明显,朋字大都作倾斜状;册字则横平竖直、方方正正,没有一例例外。两相比较,不需我多说,凡具一定文字学知识的读者,大概都能看出释  在字形上站得住脚。如要论证释  不确,则请拿出字形依据,否则是没有说服力的。

           至于“由于汉代无‘  ’字,无从解释,故以释‘  ’为是”的说法,恐怕在逻辑上也讲不通。汉代文字以《说文》为权威著作,《说文》共收9353字,重1163字,但是有学者“仅对马王堆汉墓帛书文字的初步统计,发现内中就有657个《说文》未收之秦汉字”(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321页,中华书局,2004年)。所谓汉代无某字,主要指《说文》未收的字,按照上面的说法,因为这类字“无从解释”,就得释为形近的能释的字,这样整理古文献能行吗?陈松长先生编著的《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不仅将见于《说文》的字隶定,也将不见于《说文》的字一一隶定,岂非不可能?所以我认为上述说法是权宜之计,严格说来恐讲不通。

           黄文执意以“  ”读“封”不当,来否认“  ”字的隶定,这一思路可能欠妥。杨树达先生说得好:“识其字也,未必遽通其义也。”(《积微居甲文说·自序》,中国科学院,1954年)由于《肥致碑》碑首文字记事奇特,缺少参照资料,如何通读有一定的分歧,暂时很难取得共识。黄文反复推求文义这没有错,怀疑合理的隶定则没有道理。我意如何通读恐怕都得在正确的隶定的基础上进行。

           拙文将“  ”字读为“封”,黄文认为“通假迂回曲折”,其实我早就自我否定了这一读法。由于拙文在《中国文物报》放置了几个月才发表,后写的另一文《且慢说释“  ”思路偏执》反而先发表在《中国书画报》上(2009年5月25日、28日),在该文中说:“我重新思考‘  ’也可能读‘冯’。‘冯’有‘据’义。《汉书·郦食其传》‘冯轼’,颜师古注:‘冯读曰憑。憑,据也。’憑,今简作‘凭’。因此出现‘凭据’一词(见《魏书·山伟传》)。   字从朋,从朋声字可以读冯(见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353页,中华书局,2008年)。则《肥致碑》碑首‘孝章皇帝大岁在丙子,  (冯)’,‘孝和皇帝大岁在己丑,   (冯)’,分别以汉章帝改元之年和汉和帝改元之年为凭据,也是指皇帝授肥致官职一事。”附记于此,聊备一说,以供采择,也算对我前文的修正。

           其次,谈谈不同版本的《经典释文》中的“  ”字异文问题。黄文这样说拙文:

           而“致命”处竟出自查无实证的《经典释文》朋通  。我手边有两种不同版本的《经典释文》,一种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据北京图书馆馆藏宋刻影印本,一种是中华书局1987年《丛书集成》初编据抱经堂影印本。两种《经典释文》中《周易·复》“朋来”,释文都是“京作崩”(上海本见上册,91页;中华本见第2册79页),即《京氏易》俱作“崩来”,不是“  来”。刘文只注所据《经典释文》是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未注版本。查中华书局1987年只出版抱经堂本的《经典释文》,并未出版另一种“京作  ”的《经典释文》,刘文恐系误引。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经典释文》出版说明:此书是“北京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是现存《经典释文》的最早最佳版本。”其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

           黄文没有谈到拙文所引用的中华书局1983年据《通志堂经解》本影印本。这3个版本,是《经典释文》常见的本子,黄文只谈其二。《通志堂经解本》中《周易·复》“朋来”,释文是“京作  ”(中华书局,1983年本,23页),这我已经说过了。《通志堂经解》本和抱经堂本《经典释文》,都同出于明末叶林宗的影钞本,此影钞则依钱谦益绛云楼所藏宋本迻写。依照清代学者的校勘,始知《通志堂经解》本和抱经堂本有很多误刊、误改的字及脱误,当然不如北京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以上据中华书局1983年《通志堂经解》本影印本《前言》)。这样说来,黄文所举的两种《经典释文》版本《周易·复》“朋来”,释文都是“京作崩”,其中一种还是“现存《经典释文》的最早最佳版本”,“  ”作“崩”,我为何不从之呢?

           我认为,《经典释文》的《通志堂经解》本尽管比不上北京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却也是间接钞自另一宋本。校勘古书固然要重视好的版本,但是好的本子的文字未必尽可从,各本文字异同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陈桓先生所说的理校法,有时就能派上用场。我所以不从“崩”而从“  ”字,当然依据的是《通志堂经解》本,也参考了阮元等编的《经藉纂话》(成都古籍书店,1982年影印本,实即1936年世界书局影印阮氏原刻本)“朋”字条的《易·复》:“朋来”,《释文》:“京作  。”(该书371页)《通志堂经解》本和抱经堂本来源相同,属于同一版本系统,为什么一作“  ”,一作“崩”呢?我推测钱谦益绛云楼所藏宋本及明末叶林宗影钞本此字原作“  ”,《通志堂经解》本虽有误刊、误改的字,独于此字未作改动。而抱经堂本刊印时辄迳改此字,大概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一是此字从未在别的书上出现过,认为是错字;一是《汉书·五行志中之上》《易·复》有“崩来无咎”之语。所以改成“崩”字。应该指出,清代学者因为未见过  字,往往认为这是沩字。例如李富孙《易经异文释》即引《汉书·五行志》校正这个  字应作崩,认为“旧作  沩”。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一篇下艸部“  ”字下注道:“不知何时  改作蒯,从朋从刀,殊不可晓,盖本扶风  乡之字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经韵楼本)都认为  是个讹字,或不可信的字。不知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的特点之一,正如清代学者钱大昕所说“陆氏释文多俗字。”(《十驾斋养新录》卷三,上海书店,1983年版)释“  ”也正合乎这一特点。至于北京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中的作“崩”这个字,何时形成,尚待研究,我意很可能是认为古无“  ”字,《汉书·五行志》又作“崩”而改的。这种改法,答案现成,并不晓得其中还有问题。出土文献不断揭示,同一种古文献由于各家讲授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版本,文字有异同,情况是复杂的。例如《周易·复》:“朋来”,马王堆汉墓帛书本作“堋来”,就是前人所不知道的。各家传易者各有本子流传,即使一家易学也不见得只有一个本子,早期如抄本与数百年后的抄本在文字上难免发生歧异。“  ”字极为罕见,不会是出自抄写者的杜撰。陆德明作《经典释文》于《易》所用的《京房章句》十二卷,未必是《汉书·五行志》所引的本子,“  ”字的存在应该说明这一点。王国维先生论述二重证据法说得好:“吾辈生於今日,幸於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汉代《肥致碑》中“  ”字的新材料就摆在那里,如果我们还不能判断《经典释文》的“  ”字是有依据的,而只相信宋本,将如何推进我们的研究呢?

    (2010年3月17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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