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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新闻

    深切怀念吕遵谔先生

    发布时间:2015-08-28作者: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吕遵谔先生,因病于2015年8月20日逝世,享年87岁。
     
      吕遵谔先生1928年2月出生于山东福山县(现为烟台福山区)。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古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讲授课程主要有: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人类学、人体骨骼鉴定、第四纪哺乳动物、欧洲旧石器等。1984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为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考古系副系主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等。长期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曾先后主持多项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获重大考古发现,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古人类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吕先生在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与山东省博物馆合作,发掘了沂源猿人化石地点,发现直立人牙齿及哺乳动物化石。1984年秋季,指导研究生到辽宁营口金牛山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实习,发现包括一个保存完整的头骨在内的50多件金牛山人化石,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首次重大奖励。
     
      河北涞水北边桥的涞水人与南京汤山葫芦洞的南京人化石是另外两项非常重要的发现。1988年夏天,吕先生在北边桥发掘涞水人遗址,发现人化石及石制品。新发现的涞水人化石距今五万年左右,却保留了相当多的原始特征,成为探讨东亚地区现代人类起源问题非常重要的实证。1993年底至1994年初与南京市博物馆合作正式发掘汤山葫芦洞,发现南京人牙齿和第2号头骨化石。
     
      从沂源人、南京人到金牛山人、涞水人以及鸽子洞人等一系列重要的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这些都记录着吕先生数十年来在史前考古领域辛勤探索的重要收获,丰富了中国古人类化石宝库与研究的内容,扩展了学术界对于东亚地区远古人类演化的复杂历程的认识。尤其重要的是金牛山人与涞水人的发现与研究,已经和正在改写我们对于中国远古人类直线演化发展的传统认识,使得多元复杂的中国古人类演化图景得以逐渐清晰。
     
      吕先生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方面也成果卓著。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吕先生曾先后多次亲临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的大窑遗址现场指导发掘,并确定该遗址石器制造场的性质,为这处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做出重要贡献。1980到1981年初吕先生主持鲤鱼桥地点的发掘,特别注重年代学与古环境资料的全面收集,并结合旧石器文化材料开展综合分析与探讨,提出了“鲤鱼桥文化”的命名。到世纪之交,虽已年过七旬,仍组织编纂《中国考古学跨世纪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卷),对20世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进行系统回顾总结。
     
      吕先生一直提倡旧石器考古发掘方法的改进,并在金牛山遗址付诸实践,成功地揭露出以火塘为中心的金牛山人的活动遗迹。这一重要发现不仅揭示了金牛山人的活动与行为特点,丰富了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内容,更影响到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操作方法的变革。
     
      吕先生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对实验考古学的提倡与实践。早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随着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编年框架的逐渐完善,吕先生意识到传统石器类型学研究的局限性,力主石器的分类要注重使用功能,并开始指导研究生展开石器制作与使用的实验研究与微痕分析。在当时国家与学校经费条件都还很困难的情况下,吕先生多方奔走,说明建立石器实验室的重要性,争取获得学校的支持,拨出专门外汇,购买了显微镜与配套的照相设备。吕先生还争取到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的支持,在呼和浩特东郊的大窑遗址附近建立起实验基地。在吕先生的精心指导下,先后有多名研究生完成了骨器与石器的制作与使用实验,并进行系统的微痕观察,完成了相关的学位论文。吕先生对发现于辽宁海城仙人洞的骨角制品进行实验研究,完成“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鱼镖头的复制和使用研究”等论文。这些工作对于推动实验考古学与微痕分析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吕遵谔先生就一直主持北京大学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教学。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提高教学质量,吕先生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不断增加和完善教学内容与讲义;并且多方努力收集教学标本,包括石制品、人体骨骼与动物化石标本等。到80年代以后还同北京动物园签订协议,利用动物园的条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动物标本室。数十年的旧石器考古教学,吕先生为一代又一代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生的培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吕遵谔先生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北大考古学科,数十年来呕心沥血,筚路蓝缕,积极开拓,为中国考古学和北大考古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既是我们慈祥的导师,也是学科倚重的支柱,道德文章,广为学林称颂。吕先生的离去,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巨大损失。
     
      吕遵谔先生千古!
     
       
     
       

    编辑高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