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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新闻

    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与文保单位体系异同

    发布时间:2013-01-06作者:ww


        
        世界遗产,从存在形态上讲,可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大类,物质性的世界遗产可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即“双遗产”)三种情况,世界遗产的“非物质”属性主要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明。在江苏省,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和级别的提高,正在积极准备出台一部《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由此引发了对我国世界遗产保护立法问题的思考。

        在我国的世界遗产中,大部分是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单位之间存在许多相同之处,如:均属不可移动文物,均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均为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但它们更多的是不同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公布名称的序列与标准不同

        世界文化遗产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执行机构来进行评定,它是对世界各国文化遗产精华的一种国际性的认定,各国被列入的世界文化遗产也许在国内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却拥有了世界意义;它虽受世界各国自身认知水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从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进行认识。如果讲世界文化遗产有序列可言,那只能有两个层次:“世界(文化)遗产”——“本国文化遗产”。而“文物保护单位”却不同,它是我国在经历了长期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艰难岁月之后,通过人们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和经验总结而形成的一个概念,并且随着实践的检验,这一概念已得到了普遍认同,成为我们从事文物事业的一个重要思维符号,这个符号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将永续运用下去。我国为了确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价值,明确其保护责任,将文物保护单位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但需登记公布的历史文化遗存。由此不难看出,世界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单位之间,实际上并不构成同一个序列,其评判的角度和标准有所不同。世界文化遗产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上一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也不一定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有还未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遗存,如长城的一些地段即为断垣残壁,因整个长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一步登天”。当然,从普遍意义讲,被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遗存,在这之前一般都已被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在保护和合理利用方面得到了有效开展。从江苏境内看,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虽只有苏州古典园林与明孝陵两处,但遗产地地点却有10多个,其中有5个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之前,即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另一方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不一定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后备军”,它不存在必定要晋升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潜质和梯级,各级政府也不负有一定要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升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任务,因为在我们国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是一个文化遗存的最高级别了。如果把世界文化遗产当作是我国文物保护单位的更高一级来看,显然是混淆了事物之间的序列差异。举个例子说,一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我们可以称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不再称其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四有”档案内容要随之充实修改,更为明显的是,它的标志牌要冠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称号。但是,当一个文物保护单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我们却不能将其原先拥有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者“××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称号抹去,其冠名仍然需要保留,与“世界文化遗产”并驾齐驱。相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序列却不存在这样的矛盾,因为其称谓是统一的。

        二是认定的主体不同
      
        如上所言,世界文化遗产虽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联合国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上一级”组织,而是一个世界级的非官方组织,主要起协调作用。因此,联合国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与公布,以及一些公约的制订,在遗产国所在国并不具备政府行政法律的功能。而“文物保护单位”却是我国对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认定的专用名词,是由我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某一历史文化遗存价值的特别认定,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由国务院公布,依次由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人民政府公布,其自身的价值受到我国的《文物保护法》等专项法律的保护。

        三是涉及的区域范围不同
       
        一般而言,文物保护单位是以“点”为基本元素而被列入保护对象,其覆盖的自然区域主要局限在同一个地方,有些“合并项目”也是集中在同一个城市,只有极少数是跨县(市)跨省的,如城墙、河道、山体等。而世界文化遗产在重视“点”的同时,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在地域上更加具有跳跃性和兼容性。我国的长城、明清皇家陵寝、苏州古典园林等,是以一个“组团式”优势共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其覆盖范围不只是局限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而是跨省跨地区了。我国的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即一个跨越南北六省市的南北文化保护工程。目前,随着人类对世界遗产保护认识的提高,一个跨国际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程已成为热门话题,如“丝绸之路”等如果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来进行申报,那将是一个跨国文化保护工程。

        四是管理的要求不同
       
        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所在国度,在国际公约的约束下,肩负着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重任,这种责任远远大于对一个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责任。遗产地所在国度及当地政府不仅要对本国本地区的历史、现实、未来负责,更要对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负责。因此,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制定、保护方法及措施的落实等方面,其要求和水准应高于对文物保护单位的要求。那种以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要求来从事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显然是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低级化”了。如果我们不从政策与法律上采取有效措施,从长远观点看,将不利于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

        五是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不同
       
        文物资源的社会经济价值、政治文化价值已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文物资源正以它独有的魅力,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得到了相应提升,同时,其旅游经济价值、政治文化价值也随之得到提升。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业发展要明显高于一般文物保护单位,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也必然大大高于一般文物保护单位。这也许就是世界各国十分重视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的动力之一。

        世界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单位的异同之处可能还有许多,但仅此已足以说明,我们对世界遗产(尤其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是以一个更高的法律水准,立足于更加严格、更加规范、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使世界遗产得到科学与法律的双重保护。为了守护好这些人类共同拥有的财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尽快制订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世界遗产的专门法律,使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既符合对全人类遗产保护的要求,又能够与现代城镇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

        我们从文物保护单位与世界文化遗产之间的差异性中不难看出,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系统的已有专项法律法规来进行世界遗产保护,是一种没有将世界遗产提高到依法保护高度来认识的表现,有时会给世界遗产保护带来被动局面,甚至会出现无可挽回的损失。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所在地出台的地方性法规是琳琅满目,各自为政,很难起到对世界遗产保护的法律主导作用,也不足以表现我们这样一个遗产大国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和水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遗产的“国际公约”虽然对世界遗产保护具有国际性指导作用,但对于缔约国的“国际法则”的法律作用并不明显,同时操作性不强,对没有加入国际公约组织的世界遗产所在国就更加缺少约束力。阿富汗战争中被塔利班炸毁的“巴米扬大佛”就是一个惨痛的实例和教训。因此,世界遗产所在国制订一部有别于一般性文物资源保护、符合本国国情的世界遗产保护专项法律是十分必要的。

    (2006年9月6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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