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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新闻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建设的历史回顾

    发布时间:2013-01-06作者:ww

     

        近2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一直强调并要求继续加强和完善文物法制建设工作,坚决贯彻文物保护法,宣传、普及文物保护法,坚持“依法治文”,不断把文物工作推上新的高度。为加大文物行政执法力度,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文物法第30条、第31条作了修订的同时,还通过了《关于惩治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文物违法犯罪活动的种类和处罚依据,为依法惩处各类文物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1997年3月,八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又修订并通过了新的《刑法》,其中在第六章专门增设了“妨害文物管理罪” 一节,对各类文物犯罪行为做出了更严厉的量刑规定。同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经验,对涉及文物保护各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要措施,进一步指明了文物工作的方向、性质、地位和作用,从根本上明确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文物工作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物工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思想武器和理论依据。

        一、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自文物保护法实施以来,我国文物工作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法取得较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中央和地方都建立了文物保护管理的行政机构和保护研究机构,初步形成了一支具有较高政治、业务素质的专业队伍和较为完整的文物保护管理体系。(二)、文物法制工作取得一定成果,初步形成了以文物保护法为核心,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法规相互配套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我国已经参加了由国际组织制定的四个文物保护国际公约。(三)、通过文物普查和登记等大量基础性工作,基本廓清了我国文物资源的数量、分布和保存状况,在此基础上,由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批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四)、通过文物抢救修缮工程和综合运用传统技艺和现代科技手段,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人为破坏,减缓了文物的自然损坏,抢救、保护了大批珍贵文物。(五)、确立了以配合国家基本建设为主,做好抢救性发掘、暂不主动对帝王陵寝进行发掘的基本原则。在配合基建的考古发掘和学术发掘中,发现和研究均取得较大成果。(六)、博物馆事业发展迅速,基础设施建设有所改善。近千所博物馆、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但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与发展,使文物法的贯彻执行碰到新的问题,不断变化的新情况集中反映在以下方面:

        1、各类建设工程引发的矛盾凸显。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旧城改造工程等基本建设项目的进行,一方面给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获取新资料、取得新进展的良机,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使由来已久的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日渐尖锐,主要表现在:一、一些大型古代文化遗址受到各类建设的冲击,受损较为严重。在一些城市,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改造中,许多有价值的古代和近现代文物建筑、历史街区被拆毁。二、属于政府和法人违法的案件比重增加。有的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依法行政观念淡薄,不重视文物保护,或是不尊重文物工作的固有规律,不能正确地处理基本建设和文物保护的关系。三、有关领导和部门把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对立起来,往往是从局部和眼前利益出发,凭主观意志行事,进而造成“建设性”、“开发性”破坏文物的严重后果。

        2、文物违法盗掘、走私活动屡禁不止。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盗窃、盗掘、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日趋严重。盗掘文物犯罪分子已形成智能化、武装化、专业化、暴力化团伙,集盗、运、销、走私出境于一身,有的甚至与境外不法分子相勾结,形成国际走私文物犯罪集团。

        一些公司、法人也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参与走私文物活动,致使每年都有大批文物被偷运出境。如果将地下非法走私的文物和海关未查获文物都计算在内,将会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不仅造成大量珍贵文物的破坏和流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政府的声誉和形象。

        3、文物保护经费总量仍然偏少。从1973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经费,用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补助,使一大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抢救、保护、维修工作得以进行,也有力地支持了考古发掘、博物馆、纪念馆、文物库房的兴建和改造工作。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在文物保护方面的经费投入总量不多,与我们作为文物大国的地位和实际需求相差仍很大。一些文化遗产保存丰富的发达国家,在文物保护经费的投入上远远优于我国。

        4、法律制度的缺陷需要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文物工作客观形势的变化,文物保护有关法律本身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也逐渐暴露了出来。首先,文物保护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应该有相应的调整。随着文物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在新时期文物保护的客观规律性有了进一步深入的认识,文物保护工作在新的实践中形成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需要进一步补充到法律里去,使法律的一些规定更加明确、更具有可操作性。第二,由于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和不少建设单位法制观念淡泊等原因,人为的建设性破坏文物情况日趋严重,需要在法律中进一步加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力度。第三,近些年来,私人收藏文物已成为社会上的热点之一。进一步明确和加强有关管理制度和措施,正确引导个人的收藏行为,保护好零散保存于民间的文物,已经成为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法律中有所体现。第四,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文物保护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开展,我国已参加了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国际社会公认的文物保护的具体原则和制度,也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法律中尽可能地得到反映。

        因此,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更加科学、规范和有效地保护好文物,大家逐步形成一个共识,文物保护法所确立的各项法律制度需要及时修改和完善。

        二、文物保护法修订中的三个关键性内容

        从1996年下半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了修订完善《文物保护法》的有关准备工作。通过多次的全国性调研和小型讨论会,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确定了修订的基本指导思想,即:坚持文物工作方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遵循文物工作自身规律,为文物保护提供更加充分和完备的法律保障,促进文物工作和文物事业繁荣、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法律修订强调了必须坚持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并在修改时写进总则,“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作为法律固定了下来。修订的重点内容经过立法部门反复论证,最终确定为三个方面。

        之一是加强管理措施。在对不可移动文物的管理方面,规定对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也要由地方政府登记并加以保护。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增加了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内容。为防止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流失,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在建设工程涉及文物保护单位或已经登记的文物时,规定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由建设单位事先会同文物部门进行文物调查和勘探。对考古发掘工作的管理,建立了考古发掘单位的资质制度,加强了对考古发掘活动的监督和管理,明确了出土文物的保管或收藏单位由省级或者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明确规定在基本建设工程范围内进行文物调查,在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勘探时,对发现的文物,首先应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保护意见,并同有关部门共同商定处理办法。

        之二是规范文物流通领域的管理。这个问题既是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亟待加强的环节,也是法律修订的重点。首先是完善国有馆藏文物的保护管理制度,规定文物收藏单位的法人在离任时,应当按照馆藏文物档案办理移交手续。其次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对馆藏文物的合理利用也作了规范,如馆藏一般文物中较多的重复品,经批准可以在馆际间有偿转让。第三,针对馆藏文物盗窃和田野文物被盗掘、走私活动猖獗的现实情况,需要进一步从制度上、源头上予以遏制。为此草案修改、补充了有关的规定,如进一步明确了对文物经营单位的资格审批和管理措施,明确规定文物经营单位收购或者保存的珍贵文物,应当报有关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文物经营单位销售的文物,应当在销售前进行鉴定。国有馆藏文物禁止出售、赠与、或者出借给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个人。为减少文物拍卖对地下文物、馆藏文物保护的负面影响,加强了对文物拍卖的管理,强调未经审批为拍卖文物的拍卖企业,严禁拍卖文物;委托拍卖的文物,由省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进行鉴定、许可,拍卖文物的企业应对文物拍卖标的来源和去向进行登记,文物拍卖企业不得经营文物购销业务,文物购销经营单位不得经营文物拍卖业务。禁止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的文物购销经营单位和文物拍卖企业等。第四,草案还进一步完善了文物的进出境管理制度,明确了文物进出境的核查制度和程序。

        之三是完善法律责任规定,强化文物行政执法权力。在不削弱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行政执法权的前提下,加大了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权。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承担了保护文物的主要责任,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但文物部门的执法能力非常薄弱,法律并没有赋予文物部门应有的执法权和应有的执法力度。因此,加大文物部门行政执法的权力十分重要。在法律修订中,法律责任部分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与现行刑法相衔接,二是补充了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范围,加大了行政处罚的力度,比如违法经营文物的,最高可处罚违法经营额5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最高可以处以50万的罚款,单位违法经营文物的,还要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责任。三是对文物部门和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从各个方面都从严、从重予以处罚。四是文物行政部门被赋予了较多的行政执法权力,明确了行政执法主体地位。

        三、文物保护法修订中的有关争议问题 

        《文物保护法》修订涉及政府、社会不同层面,范围之广,是其他专门性行政法律无可相比的。由于思想认识和对文物保护工作理解上的不同,修法过程中出现一些议论和争议,这是很正常的。但有些争议比较激烈,而且这些争议大都来自于文物部门本身,这也是立法部门事前所未预料到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文物市场是否要彻底放开问题。文物市场要不要放开的问题,争议在修法之前已有很长时间了。一些人认为,只有全面开放的文物市场,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消除文物违法走私现象,才能促进全民保护文物新体制的建立。所以,应该由市场自由调节文物的各种买卖活动,达到藏宝于民的目的。但更多的人通过亲眼目睹文物市场兴衰成败的变化,要求用更多的法律手段,依法管理文物流通领域的各种行为,坚决打击各种文物违法犯罪活动,防止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非法流失。

        更多的业内人士还认为,任何市场都需要管理和调控,作为特殊商品的文物市场更需要政府的严格监督。文物市场的放开有个度的问题,在是否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前提下,在经营资格、经营范围和经营程序方面规定一些新制度,有限的、规范的适度放开文物市场是文物保护的客观需要。

        在文物流通领域内施行国家法律允许范围情况下文物商品有限准入机制与要求全面放开国家文物市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保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的地下出土文物和仍然流散在社会的属于私人的珍贵传世文物?是依照国家法律将文物作为文化遗产进行国家与社会的双重保护?还是把文物视为一般商品,按商品的价值规律实现保护?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争论中激烈地碰撞。

        应当看到,在市场经济观念的支配下,文物工作所涉及的文物流通领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在民间收藏行为被政府所认可并且迅速发展;介于文物和一般民间工艺品之间的文物监管品被允许在文物行政部门鉴定后合法购买、销售;文物作为特殊商品销售的主体已不仅仅局限于国有单位;拍卖业的兴起使得文物拍卖成为一种新的文物买卖方式而方兴未艾;由政府有关部门兴办和社会力量兴办的旧货市场成为民间个人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购买文物的场所;以民间收藏为依托而开办的私立博物馆逐渐成为中国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上说明,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文物流通领域已打破了由国有文物购销经营单位归口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定价的局面,出现了全社会都要求参与经营文物或文物监管品的现象。

        文物流通领域发生的变化确实给政府的管理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首先是政府管理所依据的政策、法律和制度跟不上变化了的形势,致使各种文物和文物监管物品的交易行为极不规范,法律的空白使许多违法经营行为毫无约束力;私下买卖国家法律严令禁止的地下出土文物,进一步刺激了各种盗掘古遗址、古墓葬,盗窃国家馆藏珍贵文物,走私文物出境的违法犯罪活动;国有文物购销经营单位缺乏市场竞争力,有的大量销售库存坐吃山空,有的违规拍卖珍贵文物,有的与文物贩子勾结倒买倒卖出土文物,严重背离了国家设立国有文物购销经营单位的政策初衷,致使国有文化财产大量流失;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队伍内部思想认识发生分裂,一些工作人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物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弱化,损坏文物和监守自盗的现象时有发生。更为可悲的是,一些从事文物保护,文物管理的国家公职人员,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忘记了自己肩负的保护国家文化遗产的神圣使命,与不法文物商贩沆瀣一气,利用国家权力,在制度上、管理上为其提供合法的权利地位和活动环境,冲击国家各项法律制度,造成极大混乱。面对文物流通领域发生的如此大的变化,国家自然应当抓紧从法律上、政策上及时进行调整,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文物流通中的种种混乱现象。

        2、关于将国有博物馆藏品投入流通问题。一些人士认为,国有博物馆藏品不投入流通,就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部分馆藏品投入流通领域,由社会予以收存,可得到一些文物保护经费,又卸掉博物馆的包袱,更活跃了民间收藏。这种意见遭到绝大多数业内人士的强烈反对。在争论中涉及到几个相关问题是:博物馆藏品的定义?我国的藏品是太多还是太少?藏品的功能如何体现?博物馆馆藏文物保护经费应该如何得到?如果在法律中开了这个口子,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此,立法部门经过多次的征求意见,最终统一到以下几点:一、国有博物馆藏品是国家的文化财产,所有权是国家的。这一属性不容置疑。第二,目前我国国有博物馆藏品仅只一千多万件,还不抵美国一个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应该说是不多的。第三,博物馆藏品在科学研究,社会教育及历史、革命传统教育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对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第四,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国家应该从经费上、政策上保障这项事业的正常开展,而不应该提倡出售博物馆藏品来养活博物馆,这在世界上都是没有先例的。据此,法律修订中明确规定了禁止将国有馆藏文物赠与、出售或者出借给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和个人。

        3、上级政府部门能否调拨国有文物问题。一些人认为,上级部门根据需要调拨文物,将严重影响地方博物馆收藏保护文物的积极性。而大多数人认为,这里有个最基本的也是常识性的问题,即中央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国有文物的所有权。任何地方政府和博物馆,都是受中央政府之委托,代为保管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如果上级部门不能调拨文物,国有文物的所有权性质如何体现?立法部门因此在法律修改后仍然规定,国家和省级地方人民政府有权根据需要调拨全国(港澳台地区除外)和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馆藏文物。

        4、禁止公民和法人收藏不能证明其来源合法的文物,会对民间收藏活动产生难以预计的打击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为避免对民间收藏活动带来不利影响,政府不应强调收藏文物来源的合法性。但这种认识为大多数人所不赞成。立法部门经过调研后认为,只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私人收藏文物的合法途径和民间收藏活动的各种不得所为,才能有效地对文物流通领域的各种行为进行规范和管理。法律修改时特别根据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民间文物收藏的新情况,对私人收藏文物的几个合法途径和几个出售渠道都做了规定,这是在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引导社会收藏行为,规范有序的进入文物市场,维护收藏者的合法名誉和权利。

        四、关于正确实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有关情况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加入了全部共四个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中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表明中国政府承认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和宗旨,并愿意承担有关道义和责任,共同防止和打击非法进出口文化遗产的犯罪活动。

        在我国加入的世界性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巴黎公约》和《罗马公约》是关于文化遗产进出口保护的两个互为补充的重要的国际公约。《巴黎公约》是1970年11月14日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16届会议通过的《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的公约》。中国政府于1989年9月25日同意接受该公约,成为公约缔约国。《罗马公约》是国际统一私法学会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起草制定的《关于盗窃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我国应邀参加了公约草案的讨论、制定工作。该公约于1995年6月24日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外交会议上获得通过,中国政府于1997年5月同意加入该公约,从而成为公约的缔约国之一。

        《巴黎公约》属于国际公法范畴,也是国际社会第一个针对文物非法走私、盗运出境等类问题所制定的,并为世界各国普遍所接受的条约。它的目的是保护文化财产不被盗窃、非法出口和非法转让。《公约》的执行者主要是政府,即由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协商和谈判,使公约缔约国有义务把历史上从博物馆或类似机构盗窃的,并已列入该国文物目录的文化财产归还其他文物原主缔约国,采取措施控制本国个人及机构通过非法买卖获取文物,与其他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国家合作,在其他缔约国出口管制基础上实行进口管制。

        签署国在执行《公约》方面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如加拿大规定,从有贸易往来的国家非法出口的外国文物进口到加拿大被视为非法。而美国则侧重于考虑应考古发掘现场大规模被盗、文化遗产面临毁灭危险的缔约国之要求,禁止进口该国的文化物品。对于未签署《巴黎公约》的其他国家来说,公约的有关规定对该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也有重要意义,多数博物馆都受到国际博物馆理事会道德准则的约束,既博物馆禁止获取非法买卖的文物,禁止为其提供佐证,进行估价和举办展览。

        《罗马公约》属于国际私法范畴,其目的是用一些可以堵塞国际文化财产非法交易管制机构漏洞的私法条款,补充1970年《巴黎公约》的不足。该公约通过缔约国政府主管部门或有关法院解决文化财产的归属问题,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合法所有人的利益,并对文物善意持有人做出界定并给予谨慎对待,规定在归还其持有的文物时应给予必要的补偿。

        中国政府执行《公约》的工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加强国内立法。国务院分别于1989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990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2003年修订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从不同角度对文物的进出口制订了有关规定。如对私自勘探、发掘、打捞水下文物,或者隐匿、私分、贩运、非法出售、非法出口水下文物的行为,将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对合作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文物或者自然标本,需要送到国外进行分析化验或者技术鉴定的,要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工作结束后,原文物和标本应当全部运回国内。违反规定的,将由国家文物局给予警告、暂停作业、撤销项目、罚款和没收非法所得,或者责令赔偿损失的行政处罚。以上三个国家行政法规中对于文物进出口的规定,同公约的有关原则和措施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对《刑法》中涉及文物犯罪的部分进行了必要的修改。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颁布时,即将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的行为定为犯罪。1982年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1979年刑法第173条规定的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作了补充和修改,提高了法定刑,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同时还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犯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的,依法从重处罚。1988年1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规定走私文物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1991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文物保护法》的决定,将“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改为“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将“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以倒运珍贵文物出口论处”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收藏的国家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私自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外国人的,以走私论处”。1997年国家对刑法又做出了新的修改,针对大量文物犯罪的新情况,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单设一节为“妨害文物管理罪”,在涉及文物非法进出口方面,法定了“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罪”;“倒卖文物罪”;“非法出售、私赠文物藏品罪”;“走私文物罪”等四个罪刑,加大了打击的力度。

        第三,发布法规性或规章性文件,明确有关政策。主要是以下两个文件:(一)1989年2月,由文化部颁发了《文物出境鉴定管理办法》,规定出境文物包括:销售单位申报出境的文物;私人所有并携运出境的旧存文物;暂时进出境的文物。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和外国制作、生产或出版的陶瓷器、金银器、铜器及其他金属器、玉石器、漆器、玻璃器皿、各种质料的雕刻品、雕塑品、家具、书画、碑帖、拓片、图书、文献资料、织绣、文化用品、邮票、货币、器具、工艺美术品等;1949年以后,我国已故近、现代著名书画家、工艺美术家的作品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化石,都必须进行文物出境鉴定。文物出境鉴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文物出境鉴定组负责办理。同时规定,允许文物出境的主要标识是火漆印章和《文物出境许可证》,由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制作和印制。(二)1997年,由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遵循文物工作自身规律,国家保护为主并动员全社会参与保护的文物保护新体制。要求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全国文物工作的宏观管理,搞好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根据需要对现行法律加以补充完善,逐步健全文物保护法律体系。在文物流通领域要规范文物拍卖市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会同文物、公安部门坚决取缔非法经营文物的活动。对经批准的旧货市场,工商、文物和内贸行政管理部门要联合实行监管。海关要加强对文物出入境的监管工作,防止珍贵文物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国政府加入《公约》后,积极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打击文物犯罪,归还被盗文物的有关组织和活动,以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1998年6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议和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和该组织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打击文物非法交易和走私研讨班”,与会人员来自中国海关、公安和文物、博物馆界的行政管理人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部、文化财产返还政府间委员会、国际刑警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法学协会等分别派出专家到会讲课。研讨班的成功举办,对加强中国和国际社会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对国内进一步加大打击文物非法交易和走私的力度起到积极作用。

        根据《巴黎公约》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法律程序,于1989年首次从美国索还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被盗文物战国青铜镦,其后陆续从英国和美国成功追索回被盗文物达3000余件。中国政府的行动和决心,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在打击文物犯罪,依法追索被盗文物方面的决心和信念,对有关国家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追索被盗文物的工作也产生了强烈反响。

        实践表明,国际社会普遍欢迎中国在该领域的有关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1997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次大会上,中国被推举为该组织一个政府间委员会,即“将文化遗产归还给原有国或对非法没收的文物予以归还”的政府间委员会的成员,任期4年。文物归还政府间委员会成立于1978年,其主要职责是对1970年《巴黎公约》中包括文物归还问题在持有国和原有国之间进行调停,但必须是在一切双边努力都已无效的情况下,否则该委员会无权接受并处理调停申请。另外,委员会也负责监督检查有关公约的执行情况,每两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文化遗产归还正在进行的谈判、公众的态度以及国际间合作限制非法走私文物的进展情况做出汇报。

        五、依法行政,依法治文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客观要求

        回眸我国文化遗产法制建设的这段历程,可以感觉到,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进一步把文物法制建设好,将确保我国文物保护各项工作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回顾我国文物法制建设的每一个阶段,特别是文物法修改的全过程,每一条法律规定无不倾注了广大文物、博物馆工作者的努力与心血,每一条原则的确立无不凝聚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和领导的经验与智慧。文物法历时六年的修改,留下了我国行政法制定的几个之最:修改的时间之长,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之激烈,立法部门征求意见范围之广泛,人大常委会重视程度之高(三审期间,有五十五位人大常委联名写信给常委会,要求尽快表决通过该法),法律修正案表决时赞成票之高(207位与会常委,有201位投了赞成票,1位反对,5位弃权)。这一切,都给直接参与此项工作的每个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实践经验表明,立法不容易,贯彻实施也会更艰难,对法律的学习、理解还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文物保护各项法律制度的不断丰富和完善,随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世界眼光及其战略思维的不断扩大和与国际接轨,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会最终达到统一的最佳境界,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必将取得世人瞩目的进步和发展。

    (2006年8月16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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