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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保护

    学研前辈遗产 创新大众考古 — — 探讨“绣花”新郑黄帝故里历史文化名城

    发布时间:2019-03-01​ 孟宪民



    去年末赴新郑参加“黄帝故里百姓拜祖文化周研讨会”,才知道这是座很早就开展纪念黄帝活动的城市,同不少城市一样,现也确立创建历史文化名城的目标。其故县城内有据说汉代始建的轩辕祠,祠门正南多年前黄帝故里景区施工时挖出明代轩辕桥。二十年前笔者到过新郑,是为郑韩故城考古新发现和保护难题。十年前承担有关大遗址课题,笔者始细读上世纪50年代国家保护文物法令和《郑振铎文博文集》,常读常新,受益至深。郑振铎先生(1898-1958)是五四运动前驱,百科全书式学者,人生最后九年,任文化部文物局长、副部长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长。一年前有大学教授问如何“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笔者立即想到先该去研学前辈遗产。这课题出自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对文物工作的长篇指示。该指示还强调:要清醒看到,我国是世界文物大国,又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物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黄帝故里景区南部的广场,再南应是十字街之南的部分老城区新_meitu_10.jpg

    黄帝故里景区南部的广场,再南应是十字街之南的部分老城区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正定县工作,长期关注古城。他2014年指出: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他的“绣花”说,初见2017年两会报道。《新华网》标题即“习近平一月:3月关键词——绣花”;《中国之声》报道标题为“习总书记两会时刻——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中国共产党新闻》的标题——习近平谈脱贫军令状:要下一番“绣花”功夫。较近的报道,见2018年10月29日《人民网—人民日报》:24日下午在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历史文化街区永庆坊,总书记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2018年11月11日《中国新闻网》标题即“习近平:要像绣花一样治理城市”。看来总书记的指示主要是针对城市的,特别是历史文化保护,号召更多采用“绣花”功夫,并不止于街区微改造。

    在新郑创建历史文化名城的进程中,更须践行新发展理念,敬畏历史,温故求新,采用“绣花”功夫,创新大众考古。受前辈启发,谈几点感想。

    让大众体会与史迹相见的过程之美

    郑振铎先生早年著有《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介绍外国史前考古。该书序文《古迹的发现与其影响》于1929年提前发表,概括了发掘的“重要性”:第一,将失去的古代重现;第二,使我们直接与史迹面对面相见,不必依靠传述失真的记载;第三,证明古代著作、神话、传说,向来以为虚无缥缈不值一顾者,实未尝无真实成分在内,有时可知其构成原因。在指出我国未经“有意发掘”的弊病后,他发出宏愿:“为了我们的学问界计,我们应该赶快联合起来,做有系统的,有意义的,有方法的发掘工作,万不能依赖了百难一易的偶然的发见,而一天天的因循过去。”这应就是他对当时疑古信古之争的解答,也留下问题:究竟如何去做有系统、有意义、有方法的发掘?

    对历史时期城址的发掘,郑振铎先生也十分重视,在1947年著作《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十三辑说明》中写道:“幸而,在民国八九年,钜鹿的故城被发掘了,有不少重要的人民的日用品出土,使我们对于北宋的一般文化和生活,有了一线的微光。然而这沉没了八百多年的宋城,至今还没有好好的发掘过,已发掘的,也没有一二部好好的报告出版。”这个批评也很像是针对后来如轩辕桥一类非科学发掘的。1921年7月时国立历史博物馆在巨鹿发掘,较安特生在仰韶村早几个月,且及时公开成果,诚为重大历史事件。梁启超先生(1873-1929)把该事写入《中国历史研究法》,他和时该馆主任符鼎升先生(1879-?)都将其比作意大利之发现庞贝城,呼吁国家设博物馆于巨鹿,拨巨款作“有意识”的发掘保存(《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一册1926年)。

    明代题名“轩辕桥”遗存东侧_meitu_11.jpg

    明代题名“轩辕桥”遗存东侧

    逝世周年的考古学家宿白教授(1922-2018),本世纪首年首月发表《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首句即:“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首先要了解城市发展史。要了解城市发展史,最重要、也是最实在的手段,是考古遗迹的辨认。”终句挑明:“希望各级领导积极支持、督导考古工作者要更多更快地进行这项工作,如再迟缓,现代的城市正在快速建设时期,很可能有些今天尚存的古代重要文化遗产就被铲平毁废了。”

    对建设与考古关系,郑振铎先生为政期间发论最多,但强调“结合”,很少用“配合”一词。保护与发展相结合,是新时代的要求,但落实却不容易,必须确定哪些遗产必须保护。而保护措施也应包括发掘,把发掘的部分转化为另种史料留存后世,同时提供当代纪念及其他利用。发掘带破坏性,所以国际《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指出:“发掘应该在遭受发展规划、土地用途改变、掠夺和自然蜕化威胁的古迹和遗址上进行。”既是遗产,能不挖就不挖,留给后代,但该挖不挖,连破坏了什么都不知情,更是大错,何谈保用。

    下绣花功夫,要从调查研究开始,但人们往往更关注遗产价值,号称以价值为核心为驱动,不去认真调研损害及原因,于是“抢救第一”成了空话,保护与发展结合也不能落实。其实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早已推行“地方与城市综合性保护”,认为面对城市化、环境恶化、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政府管理松懈和权力下放等种种压力,历史名城的遗产价值正在遭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胁,社区本身也危在旦夕。面对今天的发展压力,以前制定可行的发展规划的常规方法已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探索、开发和推广使用新的适当的方法。调研遗产,重要的是觉察破坏的威胁,已遭破坏的遗产其实更需珍惜。这样才能做出合适的规划计划,包括决择是否发掘,在哪里发掘。

    精致的考古发掘修复,正是“绣花”,在新时代应成为建设的主角,仅前置于某些规划设计,为其服务,已要求过低,仍易被动,也使文脉传承、寻根寻乡愁、文化创意产业缺欠了基础。要探索“绣花”之举,如:凡在市区进行发掘,必去创造条件、开放现场,作为科学文化节目,由大众欣赏和参与,使之成为社会生活质量高水平的标志和城市亮丽的风景线;把发掘与其后的修复、展示等联系得更紧密,提前开展大众参加的多学科复原研究,不再急急忙忙打造景观风貌,也会大受欢迎。废墟美残缺美无法复制,这说法很有道理,但更无法再现的,是发掘的过程之美。

    几年前笔者曾于《大众考古》发表《古代城址应如何向公众展示?》,首要一条就是“展示考古现场和公众参与”。建成于1979年的秦兵马俑博物馆举世瞩目,实质是大众考古的创新。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1909-1987)说:“我们决定把它办成一个独具风格的考古发掘现场博物馆,把发掘现场和坑内堆积原状都作为博物馆的内容。这样不仅可以使人们看到发掘的成果,而且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适应展示城市考古需求,我们仍要创新,如建造临时或半永久设施,开发栈道、罩棚、台架等可灵活装卸的装备。“一定要解放思想,多想办法,打破过去的老框框。”当年王冶秋还如是说。随着思想、科技进步,大众考古需要不断创新,而大众考古的创新,又能促进有关思想、科技的进步,形成新业态,开启新创意。


    让保护文物真正目的成为普遍追求


    国务院1956年《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时由习仲勋秘书长(1913-2002)签发,极具分量,其中写道:

    必须发挥广大群众所固有的爱护乡土革命遗址和历史文物的积极性,加强领导和宣传,使保护文物成为广泛的群众性工作。只有这样做,才能适应今天的新情况,才能真正达到保护文物的目的。

    正是该文件,首次提出“文物保护单位”体制。如果说外国保护遗产有个“国家公园”体制,我国不是没有,“文物保护单位”就是。当年发明这个词组,是汲取国内外经验,用中国语言对保护对象的概括,从此,中国法定“文物”一词包括了文物保护单位。而“才能适应今天的新情况,才能真正达到保护文物的目的”一句,切中要害,振聋发聩。

    同年底,郑振铎先生发表《宝爱民族遗产 保护文化古物》说: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管理工作,是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工作。“名单以外的也希望进一步调查研究予以补充,把所有应该保护的文物都列入国家保护之列。”补充到哪里?当然是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包括其中一类地区,要通过发掘来实现保护。文章最后他进一步阐释了保护文物“真正”目的,看来是一直在琢磨:

    我希望人人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宝藏,这不仅仅是为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的需要,还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存文化遗产,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力证。

    这是前辈从全局和长远的战略出发做出的重大结论。文物保护单位,包括未发掘的“文化宝藏”,属于国土乡土,可使“学习遗产推陈出新”与“爱国爱乡教育”达成最紧密的结合。真正目的是:在创新同时,获得一地一国全体人民和代际的凝聚力。

    转年郑振铎先生在全国人大发言:“每一个保护单位,都包含有几个或几十个或几百个乃至上万个项目。像在曲阜孔庙这一个‘保护单位’项下,就至少包含着二三百个的历代碑碣、汉画像石、汉石人、明清建筑群;还有数以万计的明清档案和衣服及其他日用品等等。”根据该解释,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包含项目可很多,且不限时代、类别。如新郑的黄帝故里应视为历代各类遗存构成的整体,而轩辕桥必应含有道路、水系。

    由文化部1963年颁《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仍能看出离职前辈的影响。其办法包括:“广泛运用各种方式”进行经常的宣传与介绍。公布名单只是开始,实地“宣传与介绍”,不限于建公园,有些就是抢救措施,也需加大投入。很多情况下,发掘本身也需要“加”大众化的展示与参与,以实现“真正”目的。



    让“城摞城”成为发展的战略资源


    “城摞城”(学界称古今重叠型城址)便是包含众多项目的大型文物保护单位。中国是地下“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国家。郑振铎先生曾这样判断“国情”。我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中古以来城址多沿用至今,都有地方史意义,有的还有中国与世界意义,一个不应落下。隋文帝的历史贡献,有人认为超过秦始皇,但揭示远远不够。推行地方城市建设“标准化”,同时因地制宜、讲究生态,可能是他开始的。他登基后就易地、快速营建的都城“大兴”,规划严整,为古代世界第一壮举,应为建设地方城市的示范;他在全国改行州县制,还喜欢以山水命名城市,如永州、循州(今惠州)、南溪县等。现在,这些古城的地上部分多已不见,地下基础并未荡然无存,晚期的不被看重,其实也是历史文脉,而且经过发掘,较早的遗迹才能现身。包含新郑故县城的郑韩故城之下,未必无黄帝时期的遗迹。这些城址都是科学文化资源,可激发创意,促进扭转“千城一面”趋势;尤其城内外水系,虽多被填埋,仍在地下分布,有蓄排功能,是景观资源,也是改善人居生态环境的资源。因最具综合性,故“城摞城”也可说是“五位一体”建设的战略资源。从一般建筑寿命不过百年的常识出发,凡占据古城的城市乡村,都应该抓紧决策,确立超长期规划目标和采取优先行动,谋千里之行,并始于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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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襄阳城

    新郑故县城很有特色。《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1991年出版)的作者十分高明,标出了它的轮廓。这样正方向、南北长超过东西宽一倍的古县城,约系都城两个坊的纵向叠加,在我国很少,或仅还有一个,即陕西城固,为宋代易地所建。沿双洎河而设的新郑县城,这种情形的发生,可能在宋代,《营造法式》作者李诫的家乡就在新郑,或有什么关联;也许在隋文帝开皇十六年,重置新郑县之时。新郑城市展览馆所示“明清县城”图,出自乾隆《新郑县志》,有美化成分,未表现出该特点,却突出了另一特色:城市最崇高的位置,属于轩辕桥与祠。这暗示曾经的县城设计很可能与拜祖黄帝有关,甚至就是为此选址的!进一步推测,县城二坊或有所分工,南部有十字街的一坊,服务当地官民,而北部一坊的主要功能就是拜祖。或隋或宋,新郑已是经超凡规划设计的“圣城”。

    新郑城市展览馆出自乾隆《新郑县志》的“明清县城”图.jpg

    新郑城市展览馆出自乾隆《新郑县志》的“明清县城”图

    制定计划,逐步揭示整个新郑故县城的种种细节,看来是完全必要的,而且现“黄帝故里景区”的大片广场提供了可行条件。大众参观参与考古发掘,应该成为拜祖活动的主要内容。

    新郑还有个特色,世上绝无仅有:古城南门内出土古铜器的李家楼遗址,也是我国近代重要遗产,那里1923年的发掘微妙地促使了我国传统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的转变,堪称重大历史事件。当时亲临现场的有不少学者,其中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丁文江先生(1887-1936)称得上是考古学在中国诞生的为首和最有力的促进者(参见查晓英:《保护“学问的原料”:由1923年新郑铜器发现所见中国考古学之萌芽》)。正是他的鼓励和资助,后来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1896-1979)来到新郑。李济很快就发表的《新郑的骨》写道:“这一事件立刻引起了全国范围的重视。”“不幸的是,整个工作的进行都是从搜集古玩而不是从考古学的观点出发的。”“10月2日,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丁文江先生邀请我在此遗址作进一步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寻找该地区内是否有任何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可见,中国文明探源本可由新郑开始。李济的最后专著《安阳》还提到赴新郑的教训:“做这种工作一定要非常注意现行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或因此他未在新郑继续工作,成为历史憾事。上世纪20年代考古学在中国终于诞生,新郑正处在重要节点上。现工作在此地的市豫剧团,何不为此去编演一出壮剧呢?

    新郑车马坑博物馆展出的李家楼发掘照片_meitu_12.jpg

    新郑车马坑博物馆展出的李家楼发掘照片

    李济是我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在哈佛大学学习时就受到著名哲学家罗素的器重。“黄帝的后代”是其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他认为中国人类学问题涉及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考古学研究看来是首当其冲的唯一正确途径”。在1934年的科普论著《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中,他认为“若要发扬民族主义”,除“历史的训练”别无他法,还提出保存及研究地下古物的基本认识,“不是以见于国家法令为止,应该成为一种一切公民必须有的基本训练。”若想使拜祖黄帝的活动与世界接轨,或唯有一途:让新郑成为人们进行现代科学训练的大课堂。


    让考古发掘大众化成就社会大气候


    考古发掘人员“比起浩浩荡荡的基建队伍来,那简直是‘沧海之一粟’。需要和力量之间,相距得很远”。对郑振铎先生的这个遗憾,1952年被委以重任、创办北大考古专业的苏秉琦先生(1909-1997)难以释怀,在1994年文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的自序中他写道: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考古是科学,科学化与大众化是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序文最后,苏先生激情澎湃:“人民大众的、真正科学的中国考古等待我们去开拓。路已打通,让我们举起双手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吧!”。该文集和他1997年临终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影响重大而深远:中国领导人1999年在剑桥大学的演讲开始使用“五千多年文明”提法,多出“多”字,延续至今。

    国家文物局几年前引进了《法国文化遗产普查的原则、方法和实施》一书,很像是对前辈的遥远呼应。该国普查的基本原则:一是全面性;二是地图式,就是以领土行政划分为单位,而不是以文化遗产类型为单位。其给定“文化遗产”时间框架:上限为公元400年,因“通常意义上认为公元400年以前的遗迹属于考古学的研究范围”;下限是调查之时的前三十年,因为三十年是一代人时间。

    看来,要“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我们还需要跨越不少羁绊。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填补考古发掘的“考近”欠缺,特别是在仍改造中的城区,在面对各类开发的时候。新时代,在历史文化名城新郑,探索如何下绣花功夫,促进与展示考古发掘大众化,将很有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


    中国文物信息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