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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考古

    以重点研究项目促进考古学科发展

    国家文物局“十三五”重点研究项目2018年度推进会暨芦山峁遗址考古现场会综述

    发布时间:2018-12-04本报记者 李 政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深化中华文明研究,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实证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依托价值突出、内涵丰厚的珍贵文物,推介一批国家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摘自《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

    11月24日至25日,国家文物局“十三五”重点研究项目2018年度推进会暨芦山峁遗址考古现场会在陕西延安召开,国家文物局及“十三五”重点研究项目相关高校和考古研究院(所)的代表50余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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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中国项目从2016年正式列入“十三五”规划后,一直是国家文物局力推的重大工程。在国家文物局颁布的《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以及年度工作要点中,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的演进与模式和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等项目被确定为推进区域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重点课题,共同构成考古中国的重要研究内容。近年来,各项目组均已开展重点遗址的考古发掘和重要流域的聚落考古调查,并取得了重要进展。本次会议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各项目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好地完成课题目标所召开的一次年度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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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峁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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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渚水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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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山峁遗址核心区勘探遗迹分布图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以项目促学科发展

    不久前,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考古中国被列入第一项主要任务“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考古处张凌处长介绍了结合落实两办文件,考古中国重大课题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希望拓展考古中国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从时间上,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的考古学研究,以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国家形成发展这三条主线,来构筑考古中国项目的框架,并进一步凝练不同时段的研究方向和专题,用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来阐释和解读中国古代历史。

    同时,通过考古中国项目,从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战略和研究方向上推动学科和事业的发展。主动性考古项目将按照考古中国的研究框架设置,解决目前主动性项目研究方向太散、计划性不足等问题。通过考古中国项目的带动,支持各发掘资质单位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设施装备配置等方面发挥国家重大项目的引领作用,加强基层工作力量。

    下一步,将在构建项目框架、做好项目的培育、推动制度建设和规范管理等方面做出示范。对已经酝酿成熟的项目,在项目审批、经费支持、后续检查和工作指导上加大力度;另一方面,有选择地培育重点项目,成熟一个,启动一个。鼓励各考古所借鉴已有的项目组织方式,开展跨学科、跨省域的专题研究,推动解决学术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和缺环。


    四个重点研究项目稳步推进

    会上,各项目组牵头单位负责人介绍了四个项目的2018年度工作进展情况,从项目推进、考古新发现、学术价值、理论方法创新、考古工地管理、多学科协作和多部门协同合作、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文物保护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汇报。

    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周勇院长汇报了“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项目,项目组开展了河套地区的史前遗址、城址的调查并取得很多重要成果。摸索出区域调查+核心遗址考古发掘的基本工作模式。石峁遗址的发掘今年集中在皇城台石包夯土大台基台地。发现近万平方米的夯土高台,周边用石头包砌。有动物、兽面与人面的石砌石雕。芦山峁遗址发掘揭露出龙山早期大型院落约1500平方米,包括夯土、半下沉式的建筑,出土了玉器、陶器和槽形板瓦、筒瓦等。山西碧村遗址也发现了大致同时的建筑遗存。内蒙古发掘了岔河口环壕聚落,年代可到仰韶文化中期;岱海地区的板城遗址发掘1000平方米,有窑洞和院落;石口子遗址揭露灰坑108座,房址8座,以朱开沟文化为主。甘肃庆阳、平凉地区发掘了华池大梁峁、灵台桥村等遗址。前者发现了石灰窑,有彩陶、双耳罐;后者发现了卜骨,有夯土台基,槽形坑。宁夏发掘了隆德县周家嘴头遗址,有仰韶的陶窑。除了考古发掘,各个省的考古调查工作均有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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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峁、碧村遗址已经建立起地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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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板城遗址

    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所长汇报了“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项目年度工作。2018年,湖南、湖北省级文物考古研究所围绕项目规划制定的年度工作任务,重点发掘了城河遗址、穆林头遗址、寨子头遗址、苏家垄遗址、孙家岗遗址、七星墩遗址、宝塔遗址;开展了以鸡叫城为中心的澧阳平原考古调查工作。沙洋城河遗址发掘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墓葬、船棺、偏洞类墓等,为本区域社会复杂化研究提供新课题。华容七星墩城址的确认,七星墩城在澧阳平原年代最晚,海拔最低。表明其与城头山、鸡叫城属于前后相继的三座城,它的发现为研究环洞庭湖地区史前社会进程提供了新证据。穆林头遗址屈家岭文化墓葬出土玉器,为研究长江中游玉器文化传播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新线索,揭示长江-黄河流域距今5000年前后文化互动和社会交流的新迹象。孙家岗遗址后石家河文化土坑墓玉器的出土,再一次验证了长江中游史前古城消失之后的辉煌创造,由于其年代在距今3850年前后,它的因素对后来中原王朝文明有一定的影响,后石家河文化对中国上古社会的作用与意义需要重新定位。苏家垄、宝塔遗址的发掘,则进一步提供了商周时期江汉—洞庭一带,在中原大舞台和王朝变革的波及下,区域社会的互动与文化交流,为长江中游文明进程提供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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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孙家岗遗址北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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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城河遗址M4出土器物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的演进与模式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所长汇报了“长江下游区域文明的演进与模式”项目,重点介绍了围绕良渚遗址申遗所开展的工作,包括莫角山古城核心区域、古城和水利系统。钟家港玉器、骨器和石器是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莫角山宫殿区南的池中寺台地底部新发现约有1.53万公斤碳化稻谷。钟家港中区发掘揭露出一处靠近莫角山的码头和木构件加工场,木构件体量巨大,其中1根加工平整方正,北端、中部和南端各有一穿孔把手,总长14.6米,宽42~49厘米,厚23~28厘米。另外,还首次从层位学上证明莫角山宫殿区的始筑和最初使用的年代是良渚早期,距今约5000~4900年。池中寺台地上发现三处房基土台,2018年9月底开始对桑树头遗址进行长探沟发掘,在南部共发现两排6座房基土台,面积100~300平方米。这两排房址的西部可能还有房址分布,有待发掘确认。推测是城内一处贵族居住区。良渚水利系统通过GIS分析,找到了高坝的疑似溢洪道,在蜜蜂垄坝体找到了筑坝的证据,并与河海大学合作对水利系统库容进行了测算,库区总面积13.29平方公里,总库容为4635万立方米。此外,还确认了瑶山土台的东部边界,在瑶山的北面发现了乌龟顶遗址,与瑶山—馒头山成一条轴线。目前已完成良渚古城遗址20平方公里的全覆盖式勘探,新发现大量遗址。这些重要考古新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良渚古城的内涵,为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提供了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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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渚遗址现场保护与展示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魏兴涛副院长汇报了“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陕西杨官寨遗址2018年度发掘900平方米,发现了密集分布的庙底沟文化墓葬,该墓地范围内已累计发现庙底沟时期墓葬398座。同时,启动了石川河流域庙底沟文化聚落的系统考古调查,探索杨官寨遗址在庙底沟文化时期所处的地位。河南宜阳苏阳遗址发现大型夯土基址1处、房基6座、墓地1处。陶寺遗址2018年度的发掘工作确认了宫城内最大的宫殿建筑ⅠFJT3的存在,初步判断其面积近8000平方米,之上包含多座大型建筑,其中至少有一处主殿建筑。年代为陶寺文化中期始建,延续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偏早阶段。ⅠFJT3中部的大型宫室建筑D1台体约460余平方米,之上残留有三排18个柱洞。该宫室建筑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F38出土铜璧形器。此外,淮阳平粮台遗址、濮阳高城平遗址、新密新砦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也开展了相应的年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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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寺遗址宫城内最大的宫殿建筑


    芦山峁:北方地区文明化进程中又一重要遗址

    作为“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重要发掘项目的延安芦山峁遗址,2018年的发掘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芦山峁遗址位于陕西延安宝塔区,2016~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及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联合开展芦山峁遗址发掘工作,结合勘测资料,初步确定遗址四至范围、功能区空间布局、遗址年代、文化性质和营建方法。勘探表明,在核心区山顶分布着4座龙山早期的大型夯土台基,由北向南依次为寨子峁、小营盘梁、二营盘梁和大营盘梁,每座台基上坐落着布局规整的院落式建筑遗迹群。在台基两侧的山坡上,沿等高线分布着大量小型窑洞式房屋遗迹。近三年主要工作集中在大营盘梁人工台基及院落遗址,该台基南北长160米、东西宽100米,是由坡状的自然山梁人工垫土夯筑而成的夯土大台基。台基顶部发掘出三座院落,由北部一座大型院落和南部两座小型院落构成“品”字形布局,院落均有夯土围墙,台基最南端是一片小广场,有来自院落围墙外侧的“环城路”通向山体前方的垭口。在大型房址附近的堆积中,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筒瓦和槽型板瓦。从出土陶器及相关层位来看,该组人工台基及建筑群的始建年代为庙底沟二期晚段,陶器以单耳斝、双耳斝、圜底瓮、直壁缸等为代表,流行大麻点纹、横篮纹、绳纹、附加堆纹等。大型房址、院墙、广场的夯土中,多次发现以猪下颌骨、玉器奠基的现象。出土的高等级玉器包括玉璧、玉刀、玉琮、玉瑗、玉璇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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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山峁大营盘梁台地上的三座院落

    24日下午,与会代表现场考察了芦山峁遗址,出土的院落建筑以及墙体、白灰面、道路、门址等遗迹和人工夯筑的土台边缘探沟剖面。听取了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的汇报,同时也在工地附近装备的“芦山峁遗址考古智能集成平台”观摩了出土器物,并于25日上午召开了考古现场会。

    与会专家认为,芦山峁遗址的学术意义非常重大,是考古中国课题研究中的重要收获。芦山峁遗址揭示出来的目前最为完整、规划有序的高等级院落布局及宏大的工程规模,高等级玉器及最早的板瓦、筒瓦等遗存,以及它与石峁、陶寺的复杂关系,为河套地区的聚落模式及这一重要区域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关键时期,补充了一批重要资料。对于研究和完善北方地区文化谱系、文化格局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芦山峁遗址是北方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首先是空间节点,向北与石峁遗址、向南与渭河流域、向西与陇东庆阳地区都有什么联系?”北京大学赵辉教授说,这也是基于考古中国北方地区课题设置的思考,而目前的成果基本达到了学术目的。对遗址揭露出来的大型建筑群的性质,其是否对中国宫室建筑产生影响等,专家们均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见解。

    专家们认为,芦山峁遗址考古工作科学合理,理念先进,方法科学,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措施及时得当。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摸清了整个聚落的基本结构,确认了遗址核心区以及功能区的宏观分布规律。

    下一步的工作,应扩大发掘面积,对已发现的墓葬区、窑洞式居址区等开展工作,同时注意重点遗迹的堆积状态、院落构建过程等细节揭示。从河套地区课题的角度,强化大区域考古调查,强化多学科合作。鉴于芦山峁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阶段的重要性,应尽快解决遗址范围的征地及道路改造问题,启动编制遗址保护方案,并纳入城市建设规划。

    中国文物信息网陈梅